上两节只顾讲女儿成长的故事，现在再把话题拉回来。

我所在的铁力林业局外贸公司，对内又称外贸科，同属局机关科室。两年后，我被当做后备干部人选报上去，没有批准。原因是我个人的档案材料太复杂，据讲绝大部分是我父亲和我四叔档案的抄件，装订成厚厚两大本，不知什么人如此用心。审档的人看了头痛，只好以复杂为由暂且搁置。

以为阴霾已经散去，没想到还留着松鼠一样的大“尾巴”，令人烦恼。能给我慰藉的，还是我一向喜欢的文学。

林业外贸工作季节性强，淡季比较轻松。业余时间，我所在的办公室就是“黑土文学社”的活动场所，我已经和领导打过招呼。

八十年代初，中国文坛的迅速复兴，使我同许多文学青年一样狂热。马增良，郑贵修，高中学，高竞辉，还有我，五个文友一拍即合，成立了“黑土文学社”。文学社的名称是采纳贵修的意见。我们当即制定了半个月内出第一本诗集的计划。

“黑土文学社”的第一本诗集《波动的五线》如期“出版”，诗集的名字是增良一首诗的题目。诗集收录我们五人几十首作品，已成为名画家的东平，也送来两首诗作捧场。画家的诗，呈现的是一个又一个生动的画面，独特意韵真挚感人。

为庆祝第一本诗集问世，我从三十八元六毛一的月工资中，暗下狠心抽出二十元，请文友们到站前三饭店小酌。四个菜中最高档的是熏猪手，一盘恰好有五小块儿，每人分一块儿。有位文友把自己的那块儿放在一边，说不喜欢吃，走时，说扔了也太浪费，用纸包了装进衣袋。我们知道，他老婆正怀孕，需要营养。

第二本诗集《五彩的漩涡》，名字是贵修诗作的题目。已是林业局常务局长的东岳，应邀在封面题写了诗集名字。

诗集油印是在一个风雪天，地点在增良家，那感觉有点像办《挺进报》。

几天后，增良为我们备办了奢华的贺宴。增良动员父母，把全家七口人期盼过个好年的肥猪提前宰杀，他和母亲一起下厨，桌上摆满各种做法的肉食。我们几个饕餮之徒大快朵颐，着实饱了一顿口福。

走时经过外屋，见增良的父母和弟弟妹妹正围着锅台喝粥吃咸菜。我惊愣一霎，惶惴而心酸地掩面而去。平时去他家，总见他妹妹玉枝帮老妈妈没完没了地剁着猪食菜。增良那次请餐的一幕，至今令我难忘。

“黑土文学社”借用外贸公司办公室活动一段时间后，听到些“裴多菲俱乐部”之类的风言风语，也许是受我的“桃花运”牵连，尽管两件事风马牛不相及。

入冬后，各种山特产品堆满了外贸仓库，急需尽快检验装车外运。我正忙于质检，一对夫妻来找我，那女的我认识，初中时的班花，离校后很少见面。刚三十岁出头儿的她，再也看不到当年那份妩媚，面无血色，瘦弱憔悴。她身旁的丈夫，也是局机关的，我见过，只是叫不出名字。他说有要紧的事，希望回到我的办公室里谈。

坐下来，我催他们有事抓紧说。女同学的丈夫一连串的话，令我吃惊不小：

“我老婆不好意思，我替她说。是这样，我媳妇得了怪病，吃不下饭，人累累见瘦，你看她现在，都瘦靠楞了。哈尔滨的大医院也查不明白，有病乱投医嘛，后来找个能掐会算的老太太，说我媳妇上辈子欠了鸳鸯债，如果不及早还上，今年底就是她的大限。可老太太算不出她欠谁的债，只说那人也来到这个世上了，是她中学同学。”

我只是发愣，插不上话。他吸着烟停顿片刻，看看我，又说下去：

“我媳妇按老太太说的，努力回忆，使劲去想，可无法判断可能是谁。再说这么多年了，班里男同学的名字有些都忘了，学校和教育科的学籍档案，文革都毁了。咳，可把人愁坏了。后来想到一个笨招儿，先画一张教室座位草图，按座位回忆填写男同学姓名。用几天功夫，又问了别人，总算把全班男生名字填全了，可还是不知道究竟是谁。又去问老太太，老太太说只要我媳妇天天想这件事，就会有神仙托梦。我媳妇每时每刻都在想，脑袋想得生疼。终于，一个名字进入她的梦里。”

我忽然有所醒悟：他们来找我，不会说我就是那位男同学吧？

她丈夫说：“神仙一连三天托梦说的男同学，就是你。”

我先觉得好笑，继而感到问题严重，说话语无伦次：“这不可能，哪有神仙？这是迷信！这怎么会扯上我呢？”

她丈夫起身握住我双手：“哥们儿，好兄弟，救人一命，恩德如山。我两个孩子都小，她这么年轻，我们夫妻又非常恩爱。你们同学一场，总不能见死不救啊！”

“医院和神仙都治不好的病，你让我怎么救？”

女同学双手掩面，呜咽着抖动不止，几乎坐不住：“老同学，你就帮帮我吧。”

“我无能为力，怎么帮？”我嘴上这么说，心里难免恻隐之意。

他没有放开我的手：“那老太太说，你只要和我媳妇做三天夫妻，她就算还了鸳鸯债，啥病都没了。为救我媳妇，我啥都能豁出去。哥们儿，你还有啥豁不出去的？”

“哦？怎么能这么说话？”竟有这样的男人！我感觉受到了侮辱。

他自知失言，急忙道歉。女同学也责怪丈夫急不择言，气哭了。

我按捺自己，缓和语气说：“别的事我可以帮。你们说的，我实在做不到。”

“那，我俩单独吃一顿饭吧。我已经好几个月不想吃饭了。”她弱弱地乞求着。

“没问题，我请你们两口子。”一起吃顿饭的要求，作为同学不应当拒绝。

“不不，我不参加，我不参加。”他丈夫连连摆手，边说边往后退。

我本想强调他必须参加，又觉得不必，不就是吃顿饭吗。

前后一起吃了三顿饭。第一次，我坚持请她，她丈夫在门边踱步，第二次，她非要回请，她丈夫在店外徘徊。没多久，她的病居然大有起色。于是有了她家的谢宴，她丈夫给我敬酒道谢。她也敬我一杯，一饮而尽,自己捧着脸，说很烫。难得脸红了。

几次共餐，彼此言语中绝无浪漫或暧昧。女同学能好得快，与我们海聊同窗趣事，唤起她青春的记忆，触动她命门的神经，移掉她心灵的块垒，激发她生活的向往，或许有很大关系。这是我的揣测。

此后，我很少与他们夫妻联系。可是，却有人把这事和我组织活动的“黑土文学社”牵强联系在一起。风声骤起中，我明白了单位领导话里话外的意思。

我只好把这“俱乐部”移至我家。刚刚走出“文革”的磨难，我不怕再扣什么帽子。我们只是深爱文学，虽然零零散散读过裴多菲，但确实不知他的“俱乐部”有何货色。

几位文友常常下了班直奔我家。我家刚做好三口人的晚饭，端上桌先给他们吃，看着不够接着再做，而且做最好的。所谓最好，无非是定量购买、自家平时舍不得吃的大米白面，还有不常买的、留给女儿的几个鸡蛋。

我家屋子虽小，装下我们五个人不成问题。天暖的时候，晚饭后妻子带女儿去外面，把屋子让给我们。我们盘腿坐在炕上，高谈阔论常常到深夜。散去时，见妻子抱着孩子，靠着柴垛，已经睡着了。

天冷的时候，我们坐在热乎乎的火炕上谈鲁迅谈福楼拜，妻子抱着孩子在厨房来回走动，有时靠在火墙上，有一句没一句地哼着哄孩子的歌谣。孩子似乎总是睡不实，歌谣便也起起伏伏，时断时续。文友马增良不止一次说过，想起那情景，仍心有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