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刚结束，阶级斗争的思维惯性一时还刹不住，专政机关仍在努力深挖阶级敌人。

于是，我的大姐夫刘兴文被挖出来了，罪名是“偷听地台”。读者朋友对我大姐夫不会陌生，他曾在本文前面三个小节里露面。

说他潜藏有多深，我不信，如果说他出于好奇，倒有可能。他因家庭出身不好自知进步无望，却从不怨天尤人。他安于现状，在综合商店售货，精力使不完，业余时间热心地帮人修电器，搭炉子，改装自行车。他偷听敌台，用的就是他帮修理的别人的收音机。

我在山上听到大姐夫被抓的消息，急忙找个借口请假下铁力，想求人把他救出来。

他是被铁力县公安局抓去的。偷听敌台属于政治犯罪，我哥哥多方求助，没人敢出手搭救，怕受牵连。我不死心，托了关系，可是不能放人，勉强允许单人探视一次 。

暗地被称作“铁力集中营”的收容所，因人满为患，搬迁到铁力县城东郊几公里的废弃砖场，砖场孤零零地处于荒草野林包围之中。我骑一个半小时自行车，走错三条小径，接近中午，才找到这座隐蔽在丛林后有高高围墙的院落，看守人员荷枪实弹，严密监守。

在大门警卫室，被严格盘诘喝问、推来搡去地检查，我拿出“条子”，才算过关。请托人事先挂过电话，我得以在“总值班室”见到这里的负责人、公安局姓张的治安股长。

张股长五十来岁，面庞黑瘦，头发灰白，显得很苍老，一双混黄深陷的鹰眼，透射出阴翳狠毒的凶光，探照灯般地打量我几个来回。我递上纸条，他扫一眼几下撕碎，说话的声音嘶哑得像肺癌晚期病人：“哼，要不是有人打过招呼，早把你扣起来了。”他没头没脑的话令我不解，“你进来就要守这里的规矩。”他把头伸向我，凶凶地像只野兽。

他原本应该是正常人，莫非习惯于把别人看成罪犯的职业，扭曲了他的人性？。

张股长瞪大鹰眼，反复检查我带来的食物，一饭盒韭菜猪肉馅饺子，他抽抽鼻子说味道真鲜，我诚恳地让他尝尝，他不客气地抓起一把饺子，堵在嘴边歪着头几口吞塞进去。另一个饭盒里，是切成片的猪头肉，没等我让，他抓起两片填进嘴里。我不仅不反感他的举动，反而以为他是个实在人，甚至窃喜接下来我会很顺利。

我说我来的目的是看看我姐夫，拜托、麻烦请张股长通融一下，帮我安排…。

他只顾抠掉牙齿上的韭菜叶，搓着手上的油腻，语声空洞而干涩： “你少罗嗦！他是政治要犯，你想看就能看吗？我批准你了吗？”

不知他为何突然变脸。我暗骂他混蛋，却不得不继续低声下气求他：“请你批准好吗？”

或许他以为他独有的权威足以令我服帖仰视，流露出几分得意，语气稍有放缓：“马上放风了。完了再说。”他从抽屉摸出手枪，插进裤袋，招呼其他警员一起出去看看。

屋里只留一位埋头书写的女警。我环视整个房间，才发现我站着的背后，大半边隔墙都是玻璃，能清楚看到隔壁是很大的厨房，几个衣衫不整的人在忙活，两条又宽又长的案板上，堆满了半黄半黑的窝窝头样的东西。仔细看，真是窝窝头，上面爬满了贪食的苍蝇。正是七月，苍蝇世界的繁盛时节。大姐夫的午餐，大概就是这窝窝头。我不禁一阵恶心。

张股长那样阴阳怪气，能不能让我见到大姐夫，尚难预料。何不趁着他们放风，我试试运气。我问女警厕所在哪里？她还是不抬头，回答“就在对面房后。”

我在去往厕所的两座房子中间通道停下，在缓缓人流（当然都是被收容的）中寻找我熟悉的身影。看守人员似乎并不注意我，没有阻拦驱赶。直到最后，也没看到我姐夫。

我回到总值班室，张股长倚着办公桌站着，两眼死死地盯着我：“你干什么去了？”

“去趟厕所。”我只能这么说。

“狗屁！你他妈撒谎！你敢不说实话，我他妈毙了你！ ”他掏出手枪，重重地拍在桌面上，手枪瞬间轰响，子弹在我身边飞过，随着玻璃墙的炸裂，厨房有人应声倒地。

张股长无动于衷。这边有人问厨房，伤哪里了？有人回答：胳膊，死不了人。人命关天，如此淡定。显然，那中枪者是“犯人”。

我虽震惊，但更愤怒，真想把他的手枪扔出大墙外。可我明白，我的死因必将是“抢夺警察枪支被击毙。”七灾八难都过了，我必须好好活下去，还不到拼命的时候。

厨房受伤的人被扶出去了。张股长没事似的转向我：“你还要见刘兴文吗？”他竟有几分轻松的笑意。说不定，枪走火会唤回他几分人性？

“我要见。”我语气很肯定。

“你坏了我的规矩，不把你关起来，就是给了替你说情的人最大面子。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再纠缠，别说我不客气。”他又变得骄横起来。

“我带来的东西，麻烦你交给我姐夫吧。” 看来不可能让我见到了。

“我说过，我这里的规矩不许破坏。那两个饭盒，都扔进猪圈了，你还想要吗？”

我尽力紧闭双唇，不然，说不定冒出什么话。

十月下旬，秋风送寒，我大姐夫披着一条破棉被回来了。他四月被抓时，穿着单衣。

提起“偷听敌台”，他说不是有意，修理红灯牌收音机调波段时，偶尔划过一句“和平与进步广播站”，也只有这一句，接下来就是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红灯牌收音机信号强，别的牌子收不到。他说知道那是苏修台，听到时心里直打哆嗦。过后，他不记得对谁说过。

红灯牌收音机成了犯罪工具，在全县遭到清剿查封，包括大小商店正在出售的。若干年后解禁启封时，均已锈蚀报废。

消息灵通人士说，国内对苏修华语广播，早有干扰措施。县级以上城市，一律购置大功率干扰设备，全天候开动。百姓手里最好的收音机，也只能听到报台号那么一句。

明知如此，为什么红灯牌收音机要全部停售呢？

大姐夫带回不少“集中营”的故事，其中一个，情节不失为悲凄离奇。

一个细雨霏霏的夏夜，公安带领民兵，潜入一户可疑人家小院，在草房窗下蹲守。窗户突然从里面推开，一个白光光赤裸的人跨上窗台。蹲守的人以为屋里的犯罪分子听到动静要跳窗逃跑，动作敏捷地拽下来按在地上，听到惊叫，才知是个女的。

屋里屋外一通搜查，并无敌情。只是新娘从热乎乎的被窝钻出来，上窗台正要撒尿，滑溜溜的身子冷丁受到意外袭击，屁股还挨了一枪托，憋了大半宿的一泡尿，被吓回去了。

十九岁的新娘被尿憋得痛苦不堪，却怎么也尿不出来，因惊吓得了“尿截”症，不得不依赖导尿管。新郎背着她四处求医，疗效甚微，医院都说是神经性的，不好治。

丈夫为妻子治病，债台高筑。无路可走，想通过shang访争取一点医疗费，哪知犯了“非法shang访”大忌，被关进“集中营”。小伙子痛恨自己，那夜，新娘几次要起身小便，都怪他紧紧搂住不松手。他受不住天降横祸的重重打击，急疯了，痛哭着一头撞向大墙。

遗体被扔出大墙外，一夜间只剩几块七零八落的白骨。从纷乱的怪叫与厮咬声中听得出，在墙外争食的野狼，不下三五只。

新娘蜷缩在尿湿的病床上，苦苦等待失踪的丈夫奇迹般出现。她怎么也料想不到，因为自己没撒出去的一泡尿，七天婚假还没过，竟弄得家破人亡。

假如，人根本不需要排尿，一对新人的悲剧还会发生吗？同样道理，如果不因红灯牌收音机性能良好，我姐夫致于蹲大半年冤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