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随着全国平反昭雪冤假错案，森铁处搞一次所谓“恢复名誉”。没有仪式，更没有什么人承担责任，只是森铁处政工组把我父亲叫去，让看一份《关于对X X X等同志予以恢复名誉的决定》，上面写明，我父亲的成分“仍按贫农掌握”。

父亲回来眼睛通红，显然哭过。我为这样的恢复名誉忿忿不平，为什么揪斗时大轰大嗡，尽人皆知，全森铁处，还有森铁处以外凡是认识我家的人， 都把我父亲当成逃亡大地主，而恢复名誉只是让本人看一纸文件呢？给我们全家造成的巨大伤害就一笔勾销了吗？这能使命归九泉的二姐复活吗？能平复我父亲脖子上深深的伤痕吗？父亲说：“算了，算了，遭罪的不光我自己，受打击的，也不是只有咱们一家。”

父亲病倒半个月，逐渐好起来以后，变得比以前更沉默。

我大恨难消，和哥哥说，应该把那几个残害父亲和二姐的恶人告上法庭。哥哥叹息着摇头：“文革冤狱遍布，哪级法院都不可能立案。”

“那就任凭那些禽兽逃脱应有的惩罚吗？”我不由得心头火起。

哥哥说：“只能慢慢来，让历史去审判他们。”

父亲接过话说：“国家不是号召向前看吗，咱们就向前看，看看前面究竟有什么。”

又过一年，开始为右派分子摘帽。我四叔却不在应摘之列，原因是上级有关部门掌握的右派分子名单中，找不到他的名字，不属于“正规”右派，谈不到摘帽。至于戴了那么多年右派帽子，受了一点委屈，那也没办法。后来又说，“可能、也许”定的是坏分子，当时为完成右派指标，才拉进右派堆里充数。

呜呼，当了二十年“响当当”的右派分子，原来是假的，竟找不到这“免费”的帽子是谁给戴上去的。这样的造假，工商局能管吗？

我四叔的假右派帽子险些要了他的命，多亏他命大。他从贮木场被调到木材加工厂当卸车工，一次卸车时，铁台车海田门子的插销已经拔掉，可海田门子并不倒下，其危状有如被锯断的大树立而不放，令人惶惶不敢靠近，害怕它随时倒下来。

排除这险情不是没有别的安全办法，而让人零距离直接用工具撬开的办法最简单。谁来排险呢？大组长把目光投向我四叔，因为在他手下这一群人中，只有我四叔是戴帽的，他的命最不值钱，他最应该去送死。我四叔自己大概也这样认为，当大组长吆喝一声：“吴老右，你他妈还等啥呢，赶快给我上！”我四叔赶紧“夹起尾巴”匆忙上阵，用压角子（一种工具）刚砸一下，海田门子“咵嚓”倒了下来。

那海田门子是铁铸的，足有几百斤，我四叔躲闪不及，后脑被刮蹭一个大口子，露出了白喳喳的脑壳。送到医院缝合十多针，昏死两天两夜，竟奇迹般活过来了。命虽保住了，身体严重受损，刚过五十岁就离开了人世，死因当然是“私人疾病”。

他那顶无形且来路不明的“帽子”，压着他自己，压着他全家，也压着我们全家，压了整整二十年。

人生有几个二十年？谁甘于“莫须有”地被压二十年？可是，在政治浑噩的荒唐年代，只能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