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办案人员的责任心，对调查结果起决定性作用。前面我已经提到。这责任心，应当包括三个方面：对组织负责，对当事人负责，对日后自己办过的案子负责。

我又接手的一起外调任务，也是入党政审调查，调查方向是山东省平度县乡下。

林场机械段五十多岁的季段长，老家山东，十七岁来林场工作，已经当了二十年段长。他那股吃苦奉献的劲头，没一个人不佩服。工作再忙再累，他每月必交一份入党申请书，二十年没间断过。党总支领导很为难，因为他政审方面有难以迈过的坎儿。以前的两次外调，政审结论上都明晃晃写着“其三叔被我八路军炸死。”如果是事实，他本人就是“血仇子弟”，当然属于“阶级异己分子”，这样的身份，别说入党，当段长也不合适。

东岳书记像当年高海江书记那样郑重对我下达任务：陈年积案，调查难免有难度，但也一定要查清楚。要不，咱们太对不起人家。我明白东岳书记指的是，季段长的一贯表现和请求入党的苦心。

我看了前两次的调查材料和政审结论，依据都来自季段长家乡所在公社的政审卷宗。对此我有一连串疑问：他三叔死时多大年龄？当时是什么身份？炸死他的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炸死他？具体是怎样情况下炸死的？这些，材料上都没有。

我们临上混合车下铁力，东岳书记追上来叮嘱：这是老季师傅背了多少年的沉重包袱，一天查不清，他就一天睡不好觉。希望你们回来那一天开始，他能睡上好觉。

责任实属重大，我们一点也不敢怠懈。到了山东省平度县某公社，仔细看过纸黄墨淡的卷宗，向接洽的公社党委秘书提出了我的五点疑问。他说卷宗是五十年代建立的，那时公社能写材料的人很少，记载的事项都很简单，他也说不清楚。

我们只好去大队，再去庄里，三天找到七个知情人。得到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就断定这是一起荒唐的错案。因为那位“三叔”被炸死时只有九岁，还是个孩子啊。

几位知情人对事件发生的具体年月说法不同，回忆的事件过程大体一致。

当年，八路军小队临时驻扎在庄里，为防止鬼子夜里偷袭，熄灯后在庄子四周埋下地雷，每天清早再起出来。

那天清早，九岁的三叔起得过早，半醒半睡地赶着羊群出庄，踏响了地雷。

这就是季段长“其三叔被我八路军炸死”政审结论的来历。

不难看出，当年填写政审卷宗的人，只是为了完成填写工作，责任意识十分淡薄。

回到林场，东岳书记听了汇报，感慨得咬住嘴唇直摇头。让人叫来季段长，把调查结果告诉他，希望他从这一天开始，能睡上好觉。

季段长的好觉没有睡成，他家人说他一夜无眠。第二天突发重病，送到铁力住院。

东岳书记去铁力林业职工医院第三次看望他，告诉他一个喜讯：上级党组织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他双眼大睁，发出异样的光彩，随即又闭上了，看样子是睡着了。

他睡得很沉，再也没有醒来。

东岳书记让人查了季段长的出勤记录。为了积极表现，争取入党，他数十年从未请过一天病假。他妻子说，这些年，他常常整夜整夜睡不实，唉声叹气，像装了一肚子愁事儿。

我们的调查，帮季段长卸下背了半辈子的沉重政治包袱，实现了他入党的终生愿望。他该彻底轻松，也会永远睡得很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