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最后一个去食堂吃饭，大师傅大齐笑嘻嘻地和我说，东岳书记不是想让大伙吃一顿肉吗？咱有啊。

“你有啥？你身上这点肉，够五六百人吃吗？”我以为他开玩笑，也以玩笑对他。

他说，那头鹿，越养越瘦，还不如杀了它，给大伙解解馋。

大齐说的那头公鹿，是几天前从一口枯井里救出来的。

在一大片开阔地里，正开荒的知青们时不时听到几声低吼，不知是哪里发出的。一番寻找，才发现枯井里有一头体型很大的野鹿，却没有办法把它弄上来。

他们叫我过去看看。那口枯井的直径足有三米，井深大约六七米，野鹿的身长与井口直径相当，从鹿头到地面的高度，看上去能有五米多。

已经抛下绳套，套住了一只鹿角，反复拉许多次也拉不上来。原因是绳子贴着井壁往上拉时，尖锐的鹿角就抵在井壁的厚木板上，怕折断鹿角，不敢过于用力。

让人下去用绳子兜住它的肚子往上拉，又怕它伤着人。保护人毕竟是第一位的。

野鹿已被悬在半空多时。我看出了门道儿，用一根足以承重的粗木杠横在井口，绳子贴住木杠往上拉，使鹿头处于井口中间，鹿角不再抵住井壁了。众人一齐用力，那庞然大物才得以回到地面。它的背部高出人的肩膀，体重少说也有六百多斤。

有人主张放生，有人希望杀掉吃肉。谁都说不准这鹿属于什么品种，只知道应该是国家保护动物。我说牵回林场先养着，等通火车时卖给大城市动物园，给林场赚点文化活动经费。那头鹿就拴在食堂后院，由炊事人员负责喂养。

大齐说，它已经两天不吃东西了，看样子没啥大活头儿，等它死了，捂住血，肉就不好吃了。我说这事儿咱俩说了都不算，先让卫生所给整点药吧。

林场卫生所的朱大夫给鹿做了体征检查，自己讪笑着说，它和人不一样，问它哪里难受它又不说，也搞不明白它究竟有啥病。不过可以给点消炎药和营养药，吃不好也吃不坏。用过药观察两天，不见有起色，它趴在地上，懒得动弹。

晚饭后的义务劳动结束，回帐篷的路上，我对东岳提到那只鹿。东岳说，走，去看看。他掠了两把嫩草送到鹿的嘴边，鹿没有反应，它的双眼明显充血。

东岳说，看起来它比前几天明显见瘦。我说是啊，它不吃东西，很难活下去。

东岳忽然想到什么：“问问你哥啊，他不是学兽医的吗，看有没有办法救这头鹿。”

我挂通哥哥单位电话，值班的人说他被抽调到省里，支援内蒙的群马防疫去了。我求值班的人，务必尽快联系到我哥，让他给我回电话。

哥哥的电话打过来了，不知道那值班的人怎样联系到的。我简单说了野鹿的情况，哥哥分析说，野鹿体重过大，只是套住它一只角反复往出拉，可能对它颅脑造成损伤，眼睛充血，不排除颅内出血的可能。我问有救吗？哥哥说，不是绝对没有办法，颅内清创，必须手术。可是，不要说在林场，目前省内的兽医院，都不具备这方面条件。

东岳在一旁听着，说看来真是没办法救它了。

“再有三天就是国庆节了。一边是应该给几百位倍加劳苦的职工改善一顿伙食，另一边是一只本应该保护但却很难救活的野鹿。让你做决定，你该怎么办？”东岳沉思着问我。我听出了他的潜台词，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前者。因为后者已经“很难救活”了呀。我俩会心地笑起来。

“战马是骑兵难分难舍的伙伴。但在不得已情况下，骑兵可能要亲自杀死自己的战马。对这种情况，你怎么理解？”东岳又提出了新的问题。

我的回答是：“无论何种情形牺牲战马，都是战斗的需要。其实，世间万物，只能服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西北河林场大大小小山头儿的树木，被我们砍光了，又跑到这里继续砍，就是这个道理。”

东岳点点头：“没错，顺着这样的思维，可以看透人类保护动物的真实目的，根本不是为动物着想，而是为了人类自己。”

我明白了。问要不要和局资源科打个报告？毕竟是保护动物。

他说既然没救，打报告反而麻烦，资源科几天能批？要是让把鹿送到山下，咱们送不送？现在没通车，怎么送？再说送下去也是死，还能再拉回来给职工吃肉吗？

“倒是有必要和林场另几位领导打个招呼。”东岳想想说。

鹿肉不同于猪肉，肉质很粗拉。大齐说炒炖都不容易烂乎，干脆剁碎蒸包子吧。

从知青队抽来二十多人帮厨，忙乎了一天半，中午，热腾腾香喷喷的包子陆续出笼，到晚上才全部蒸完。每个有三两多重，开始每人分一个尝尝，都蒸完再分给五个，细粮票钱票全免，放假半天。

全场沸腾了，像过大年一样喜气洋洋，人们端着装包子的盆碗，满场转悠，比试谁能一口吞进一个。这一顿包子，算是过足了馋瘾。

我吃了三个，怕撑破肠子，不敢再吃。分第一个包子时，东岳没要，第二轮那五个包子，他一口气全造（猛劲吃）了，涨得一宿没睡好觉。

之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人们的话题，仍离不开那顿过足馋瘾的美味鹿肉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