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上大学由原来的群众推荐改为恢复考试，我难免动心，并且报了名。我不甘于在林场机关这样混下去。考前没有复习资料，甚至不知道要考哪几科。我只能在忙忙碌碌的工作中等待着一个月后的高考。正是张铁生高考那一年。
这时场里又出了一件事，事件本身与我无关，却与我后来做蠢事有一定关联。
那些天我随工人们上山，采写先进事迹，回到林场已是晚八点多。东岳告诉我，“高书记被刺伤了。”行刺者因遭高书记在全场职工大会严厉批评，寻仇报复。
东岳让我下铁力照顾住院的高书记。一周后，我陪高书记借去石家庄车辆厂看车的机会进京，主要目的是去北京大医院进一步检查他的伤情。他脖子上的创口虽已拆线，但还红肿。那时北京医院看病很容易，高书记的检查也很顺利，医生说并无大碍。
从医院出来，逛街时，高书记想买双尼龙袜子，但我们没有北京的购物券。天太热，我送高书记回旅馆休息，再想办法弄到购物券。
我从私人手买两张购物券。在商场门外排队买袜子的人很多，怕夹塞儿，一个紧挨一个，感觉身前身后的人把肉贴在了一起，六月天火辣辣的太阳，晒得人浑身冒汗。
队伍前面有位姑娘频频回头，摸样很俊秀，但面带愠色。我看出来了，是她身后的男人不安分。
大概是忍无可忍，那姑娘从队伍中撤出来，走到我跟前问：“同志，我排你前面可以吗。”她可能是看我穿件旧军装，值得信任。我只好向后撤一下，让她挤进来。很快我意识到这样错了，她翘起的臀部紧紧靠住我，让我很不自在。她主动和我搭话，说自己是清华大一工农兵学员，学中文。清华大学，多令我向往的学府啊。
可我实在受不了，和她商量：“你排到我后面好吗？”她笑了，“好啊，可以。”
我让她站在我身后老太太的后面，我注意到老太太身后是个小女孩。
她隔着老太太继续和我聊。说今年又开始高考了，我说已经报名了。她显得很兴奋：“你一定要考好，争取到北京来，那样我们就能常见面了。”她叫颜诗薇，问清我的住处，她说晚上去找我。
晚饭后，高书记休息，我出去等颜诗薇。她如约翩然而至，邀我在路边小摊吃冰激凌。我们聊了许多，她说我的中文基础比她专门学中文的强多了。她再次要我争取到北京来，“我们俩志趣相同，说不定将来会有许多相同呢，你一定来，我等你。”
我对高书记说了报名高考的事，他说咱们抓紧回去，“得给你几天复习时间。”
伊春地区南片，含一县两区一个国营农场，外加五个林业局，这九个县级单位高考划为一个考区，考场设在铁力县。考试科目有政治、语文、史地、数学。
考试过后，我熟悉的一位评卷老师向我透露，我语文和政治的分数在考区第一，史地第二，只是数学差些。这是文革后第一次高考，成绩普遍较低， 他说我的两科第一已经占很大优势。他还告诉我，南片考区有一个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名额，“你第一志愿就报这个，希望非常大。”听了这消息我欣喜不已。颜诗薇就在清华啊。
回到林场，颜诗薇的来信已经摆在我的办公桌上，写了满满八页。信中对我说：“我在清华园等你，你必须来。”从“争取来”，“一定来”，到“必须来”，我读懂了她那颗芳心。她还告诉我，她有办法留一级，就等着我去了。
林场里几个考中专的知青，成绩也出来了。上学都要政审，需要下铁力到局劳动科档案室查他们家长的档案，写政审材料，然后交给局文教科。这又是我的工作。
在局大院，我遇到熟悉的文教科女文书，她说我的高考成绩相当不错，催我让场里来人抓紧搞政审，别耽误。我把她当成可信任的人，说我家的情况你也了解，担心政审难过关。她说“上学不像入党提干，政审没那么严，有那么个东西就行。”
在局劳动科档案室，我持单位证明查完那几份档案，写好抄件，要去盖章时想到自己的政审。颜诗薇在清华园呼唤我，刚刚那文书又说“有那么个东西就行。”西北河三天才有一趟混合车，怕林场再派人来耽误时间，也怕把我父亲被斗叔父带帽的记载一起抄上去，那样，我的大学梦就泡汤了。
我太想上大学了。想起于学勤帮我转正时，用我父亲社教政审材料抄件的办法，索性我也弄个“抄件”吧，反正我父亲已经平反了。当然不能看我父亲的档案，只好简单编几句，无非是贫农成分，没有历史问题之类，我写的内容也算实事求是。把我的“抄件”与那几份材料混在一起，盖上档案室查档的方形章， 装进大信封里封好，放到局收发室。按常规，当天就会转送到局文教科。我在做这些的时候，心里只想着“清华”，还有颜诗薇。
其实做这蠢事的当时，我内心也在矛盾，我的行为肯定是错的，可这错能怪我吗？以往有那么多关系我人生命运的好机会，都因为家庭和社会关系问题而丧失。我去贮木场也是这方面原因导致，我摔伤手术遭了多少罪，后遗症肠梗阻会跟我一辈子折磨我一辈子。我就不能挣扎一次吗？我几近沉迷的理想被颜诗薇唤醒，纵然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也要为呼吸到人生自由抉择的空气，拼一回。
阶级斗争年代，有些人政治嗅觉极其敏锐。我的“作案”手段首先被认识我字体的文教科女文书识破，她及时报告并把我的“罪证”送到林业公安局。
高书记派人到我家找我时，我已经在回林场的车上。高书记办公室只有他自己，东岳当上副书记后，大部分时间跟着工人上山。高书记问我：“你见到去找你的人了吗？”我说没有，有什么事么？高书记盯着我：“你说呢？”
听高书记这口气，我猜到可能东窗事发，我羞愧地低下头。不仅为我干的蠢事，是觉得愧对一向信任我的高书记。我把伪造抄件的动机、经过和盘托出。
高书记严厉批评我，说我给人印象是小心谨慎，实则组织观念淡薄，做事冲动，不顾后果。又告诉我，公安局政保科已经来过两次电话，上纲上线，还定性什么构成伪造国家机密文件罪，让驻场民警把你押送到铁力，“也太过于小题大做了。”看得出来，他对这事另有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