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连夜返回家里，全家人喜极而泣，不停地叹息：“咱们一家人的命运就在这几张纸上，总算有出头之日了！”我没说去时有多难，拿回能使父亲彻底翻身的有力证据，经历怎样的艰难都值得。哥哥说别耽误我公出，过两天他去找森铁处清查办。

母亲知道我去外调与东岳有关，以为也是调查他家成分。对我说，咱家的成分，眼看着就清了，你快帮东岳家查清楚吧。我只见他一面，就知道他是个厚诚的孩子。“唉，让成分不清的大石头压着，谁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啊。”

母亲见过东岳吗？哦，想起来了。东岳两年前结婚时近冬初，他在商店只买到一件棉袄，还缺一条合身的棉裤。我回家和母亲提起，母亲为东岳十分伤感，说要是有妈，这些事还用他自己张罗吗。母亲让我请东岳到家坐一小会儿，端详他的身量。

做针线活儿，母亲手眼大不如从前，给东岳做，格外上心。找出哥哥一条旧裤子，缝个裤样儿，比试在我身上，让我挑毛病。改了两回，费两天工夫，才做完那条棉裤。

东岳穿上后，说长这么大，还真是这条棉裤最合身。“还是有妈好啊。”

正月初十，李文放在铁力车站看到我不免惊讶，“你不是去绥化走亲戚吗？咋没去？”“呵呵，去乡下的路太远，懒得去了。”我因四方台之行说谎一点也不脸红。

住进沈阳市外调人员招待所，早餐时我几次喷饭，远行第一站就长了见识。

招待所食堂有两个卖饭口，李文放已经买了两块臭豆腐，听另个窗口有人说买“青方”，他对这雅致的名称来了兴趣，“给我也来两块青方。”卖饭的人说“你这不是有了吗？”他答：“我这是臭豆腐啊。”那人说：“臭豆腐就是青方，青方就是臭豆腐，一码事儿。”听到的人都哈哈大笑。

哪知道在黑龙江平平常常的臭豆腐，到了外省还另有雅号。我俩笑得饭也没吃好。

在沈阳调查的第一个线索，是到市公安局查阅历史资料，弄清东岳父亲档案记载的“日本东北长官公署沈阳副官处”的性质及其本人身份。

沈阳市公安局的台阶有二十来级，仰头向上看去，门前有两位端着上刺刀步枪的武警站岗。李文放有点打怵：“就咱俩土八路这小老样儿，人家能让进吗？”我说：“咱手里有公安局介绍信。怕啥？我走前头”。

在机要保密处，经过几道手续，看完标有“绝密”字样的资料，我心里七上八下。资料明确显示：“日本东北长官公署沈阳副官处”，是日本侵华部队特务组织，所有人员均为特务身份，包括门卫与司机。李文放小声问我：“要抄录吗？”我说等一下。

我向机要处工作人员提出，需要查阅该组织敌特名单。工作人员犹豫一下问我：“你们是什么身份？”我从容以问代答：“你不是看过介绍信吗？需要再看一次吗？”

我们所持的“外调介绍信”，是全国统一制式，开具机关是“黑龙江省铁力林业地区公安局”。这“地区”在不知情的人看来，应该有相当级别。那时没有身份证，没有警官证，不论到哪里办事，全凭介绍信。何况我们的介绍信非同一般。

工作人员解释说，敌特名单属于特级机密，要重新办理查阅手续。我把介绍信递给他：“你办吧，我们等着。”他仔细抄下介绍信的编号。手续办完，他神情严肃地送过一本黑色簿册，寸步不离地盯着我们查阅。

敌特名单以姓氏笔画为序，反复查找，确信没有东岳父亲的名字，如释重负。我认为没必要复制敌特名单，倒是应该让他们出一份调查结果证明，于是，郑重提出要求。

工作人员收回簿册说声抱歉，“这样的证明我们一般不给出，你查过就可以了。”我说：“我们不是查给自己看，要把调查书面材料带回去报给上级组织，不能空口无凭。配合我们的工作，也应该是你们的职责。你们主管这项工作，所以你们的证明最有效，最权威。你说是吧？”听我这么说，他答应去请示领导。过一会从内室走出来说：“你们写一下吧，我拿去请领导签批。”

我要一张他们的公文笺，写了“据查，《日本东北长官公署沈阳副官处敌特名单》中，确无X X X。情况属实。”，落款是“沈阳市公安局机要保密处”。他说：“你不能以我们的名义吧？”我说：“证明是你们出的，当然是你们的名义。”他笑笑拿进去了，出来时把盖完公章的证明交给我。

有了这份证明，完全可以排除东岳父亲在敏感的日本机关做事的嫌疑。

从机要处出来，我憋一身汗，刚才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些紧张。这回可是长了大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