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了，才知那星星点点是挂在杆子上的各色灯笼。敲醒几家夜梦，终于找到了我要找的人家。

按亲戚关系，我该称这家的男主人“老姐夫”，他当过土改农会武装委员、民兵连长。深夜里见到我这个雪人般的不速之客，一家人很意外。我做了自我介绍，似乎也没完全打消主人的疑虑。

老姐夫问我：“大雪泡天的，你是咋找到这屯子的？”

我说是顺着狗叫声过来的。他说，那是他家的狗，满屯子，今晚只听它在叫。

我刚才进院儿没见有狗。他说，没栓，又跑出去了。

看他家的小闹钟接近九点，我找话说：“好家伙，我走了七个多钟头。老姐夫，有吃的吗？可把我饿坏了。”我这样说会让他感到不见外，拉近亲戚的距离。从没见过面，认亲也要有个预热的过程。

老姐夫说：“可不，都二半夜了。”他冲着我该叫“老姐”的人说“那啥，快给熥几个豆包吧。”又问我：“你叫啥了？”我说叫福来，他又问“那你大姐呢？”“我大姐叫桂兰。”“对了，是叫桂兰。”他也许是有意核对真伪。

我拿出带在身上的全家福照片，凑近油灯下指给他夫妇看，“这是我爸，这是我妈，这是我大姐，这是我。”他们放心地笑了：“对，对，一点儿也不差。”多亏母亲细心，临出门让我带上这张照片。

老姐夫又张罗：“把那小鸡儿也热上，肘子切喽，烫壶酒给二弟驱驱寒。”我借机亮出礼品：“老姐夫，咱俩喝这个，这是我爸托人特意给你买的，是好酒，喝着不上头。这烟不知你能不能抽得惯，是我大姐给你买的。”

“看看，看看，千里不捎针，这么多东西，你可咋拿了。咳咳。你大姐三岁那会儿，我还哄她玩过呢。”我又掏出二十元钱，扔给炕上的两个孩子。 老姐夫指着两个孩子告诉我，都是我外孙儿，也得管你叫姥爷。“孩子，快给你这个姥爷磕头，年还没过完，磕头好使。”孩子们真的跪下“咣咣”磕了几个响头。

喝着酒，老姐夫问起我父母的身体，我叹着气说，“哎，总算活过来了。”

“那是咋地了？摊上啥事了？二弟你快说说。”老姐夫真着急了，半杯酒洒在身上。

我说了父母受难的经过，借着酒劲忍不住哭起来。老姐夫“吧嗒吧嗒”抽着木斗克：“二弟，你别，你别难过。我啥都明白了，那帮东西真做损，净他妈坑人。”

听了老姐夫的讲述，我才明白父亲“逃亡大地主”帽子的真实来历。

“你爷爷的柳条通，离这个屯子能有三里多地，他死的早，别人把柳条通䞍受过去了。土改斗争那会儿，柳条通收归农会。农会调查过，你爷爷从来没在这屯子住，人又没了，你爹打小就出去找活儿干，这样也就没给他们划成分。大概是兴起文革造反第二年吧，铁力来一伙人，让我们诬赖你父亲是大地主，我们这些老土改，哪能干那缺德事儿呢？后来听说他们自个儿瞎编两篇儿证言，不清楚大队革委会咋签的字。”

我问还能找到土改时的根据吗？他先问要啥根据，接着一拍桌子说“有啊！我们这些老土改都是根据啊，还都活着呢。再说土改台账在公社里保管着，也是根据啊。”

老姐夫劝我别上火，“二弟，这回不能让你白来，天一放亮我就去找那些老土改打证言，再到公社翻台账，让公社党委都给摁上戳儿，说啥也得把你爹的事儿给扳过来，都社会主义了，哪兴害人呢？”

老姐夫说到做到，不仅有盖了大队党支部和公社党委公章的“老土改”们的五份证言和“台账”抄件，还有一份以公社党委名义写给森铁处的公函，大意是，我祖父与我父亲从来没有在当地居住过，“成分应以其实际居住地所定为准。”

这份公函字数不多，很能说明问题：望奎当地根本没有给我父亲划成分，更谈不到什么逃亡大地主。我父亲的成分“应以其实际居住地所定为准”，绥化杨马架子屯是我祖父和我父亲的“实际居住地”，土改时当地农会已经给我父亲定为贫农成分。

看完这些材料，顿觉满天乌云顷刻散尽。当即拜别老姐夫，走出门外，我要看看他家的狗。他喊一声“二胖”，那条狗从房后跑过来，没有理会主人，而是在我身边绕一圈，摇摇尾巴，用脑袋亲昵地蹭着我裤腿，像老朋友一样。

真是奇了怪了！这“二胖”莫非是我家小胖转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