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钢铁厂放假三天，即便不放假也已停产多日。春梅说想家了，要回哈尔滨看看。她想家是真的，念叨过好多次了，我猜她也是要和父母再说说我俩的事。

我母亲从紫檀柜里拿出一百二十元钱，让春梅在哈尔滨帮买一块手表，还指定要上海牌的。当时最好的国产手表就是上海牌，铁力的商店根本进不来货，在哈尔滨也要凭票购买。母亲说，“三转一响”咱家一样也没有，先置办一块手表吧。

那时物质最富有家庭的标志是拥有“三转一响”四大件。“三转”是缝纫机、自行车、手表，“一响”是收音机。这四大件加在一起，买国内最好的，也用不了六百块钱。在我认识的人家中，还没见谁家四大件俱全。我家马上要有一大件了，我很兴奋，叮嘱春梅一定把钱带好。

春梅从哈尔滨回来的当晚，没有来我家。第二天见她，她也没提买手表的事，我问她，她说暂时没要到票，说不定啥时能有。我看出她不是很开心， 让她去我家吃饭，她说身体不太舒服，不想去。我直截了当问她：“我看你有点不对劲儿，是不是你家里对咱俩的事有别的说法？”她连忙说不是不是，“我父母对你印象特别好。”我又问：“是你自己有别的想法了？”她说：“那就更不是了。小吴，你别乱猜了。”

我说你一定有事瞒着我。和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吗？快告诉我吧。

她眼圈一红，差点儿要哭：“小吴，对不起。”我赶紧说：“不管什么事，我都不会怪你。我们不是要有难同当嘛，是不是？你说吧，就是天大的事，我也替你扛。”

她还是哭出了声：“我真没用，把手表弄丢了。”“哦，丢了？”我立即意识到自己语气太重，改口说：“丢就丢了吧，以后再买呗。”我嘴里这么说，心里却不是这么想。母亲还等着看上海表是啥样呢，这让我回家怎么说啊。一百二十块钱可不是个小数儿，是全家人这两年省吃俭用的积蓄，母亲该多上火啊。可这些话我说不出口，我知道春梅上的火更大。不等我再问，春梅说了事情经过。

她父亲找到秋林公司领导，才拿到一张表票，把表买到手，赶紧送回家。她家里人也都没戴过上海表，轮流捧在手里欣赏，春梅怕家人失手弄坏，说这可是娇性东西，接过手表用手绢包好，塞进自己背包的夹层里，还拉上了拉链。第二天她母亲跟进站台把她送上火车。她说站在她跟前的大妈像我母亲，就把座位让给了那位大妈，自己站在过道上。车到绥化上来许多人，挤得转不过身。“手表一定是那个时候被偷去的。你说这小偷，手有多快，偷完表又把拉链给拉上了。真恨死我了。”春梅说。

我问她怎么知道是小偷把拉链拉上的？她说进广播室放下东西，想把手表送到我家，背包夹层的拉链是拉上的，可手表却没有了，这不就是小偷拿走手表又拉上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