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就近上班，父母当然高兴。听说我在政工组，父亲脸上有些沉重，“要把你四叔是右派，和我被揪斗的问题向领导交代清楚，不能有隐瞒，欺骗组织可不行。”

父亲说的对。我是考虑在适当的时候，换一种较为轻松的方式向史组长说，当然不能拖得太久。

我没有急于交户口本。不出一周，工作已经很顺手，搞宣传，对我说来是驾轻就熟。家近在咫尺，也帮了我大忙。晚饭后，我到夜班的车间去了解情况，采访好人好事，回家写好稿件，第二天上班就交广播室播出。史组长充分肯定我的工作表现，说我善于打开局面，只来这么几天，就得到了上下的认可。

我觉得是应该给他看我家户口本、提我家政治状况的时候了。

史组长当过公安，他在看我户口本时，不会忽略“成分”。果然，他指着成分一栏的“贫”字，那一栏只有这一个字。他说：“不是贫下中农，进不了政工组，你正符合条件。”我不失时机对史组长说：“我家成分是土改定的，前两年造反派把我父亲揪斗了，说隐瞒成分。我父亲遭了不少罪。”我说的既是事实，又不使史组长感到问题严重。

“成分是大事，户口不是随便写上去的，那得有真凭实据。我们公安机关，查你成分不看别的，就看户口。除了户口，谁说啥我们都不信。户口是板上定钉儿。那些造反派净不干好事，我就是被他们赶出公检法的。”史组长显然对造反派耿耿于怀。

我又说我叔父是右派，史组长不很在意，他说被打右派的，多半是心直口快的人。

严肃而重要的家庭政治状况问题，只这样几句话就“蒙混过关”了。

过一段时间，史组长专门就入党问题找我谈一次话，要我积极靠近党组织，争取早日入党，还送给我一本《党章》。

在家里学习《党章》时，父亲看到了，激动得双手直颤抖。我把《党章》递给父亲，他犹豫着，没敢接。父亲问我：“是领导让你学的吗？”我说是。父亲又问：“你是不是没把我和你四叔的问题，如实向领导汇报啊？”

父亲的话使我清醒，要有自知之明。我虽熟读了《党章》，重要段落也能背诵，心血来潮时还写几份慷慨陈词的《入党申请书》，可是，始终没有勇气向组织递交。

小常和小黄是兼职播音员，要随文艺小分队去外地演出。管人事的大刘姐从炼焦车间挑选一个叫李春梅的人，她家在哈尔滨，看着人很机灵。这回轮到史组长让我考核她，主要是标准普通话、朗读能力、识字程度。她毕竟来自大城市，一点也不怯场，接过报纸，把我选定的一篇短讯，一首诗歌，一段散文都顺畅地朗读一遍。应该说无可挑剔，我如实向史组长汇报。

李春梅成了专职播音员，后来又兼机关的工资员。她很勤勉，征得我同意，播音之余常跑车间，写出的稿件也基本成型。

史组长在政工组全体会议上宣布我主持宣传工作。会后，李春梅开玩笑说，“这回你是领导了，可别给我小鞋穿啊。”我也打趣说：“机关不发手套，也不发鞋，穿鞋得自己买，你故意买小号鞋可怪不着我哟。”那时还想不到，我和她之间后来会发生故事。

贮木场那边，我要求办离职手续，否则人家还要按月给我发工资和工伤补贴。王贵队长不同意：“你小子是打麻药还没清醒吧？别人挖空心思想混个小工伤都难，你名副其实轰动全场那么重的工伤倒不想要了？你现在就这样走了，将来身体挺不了怎么办？这不等于贮木场把你推出去了吗？这手续我可不敢给你办。”

我感谢王队长对我负责，我说不办手续也行，工资和补贴可别再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