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人们轮换来照顾我，只是二姐来的次数不多。她被踢伤后，多半时间躺在家里。三姐常去看她，她总是泪流不止，问她哪里不舒服，她又不说。

二姐一向对我很好，她家偶尔做点好吃的，就端着饭盒在我下班的路上等我，让我坐在小铁道旁的木头上，当着她的面，把东西吃完。

哥哥说，二姐身体很虚弱，每次从家里走到医院来看我，路上都要歇几气儿。我说那就找医生看看嘛，哥哥说二姐的单位不属国营性质，没有医疗待遇，家里给她钱又不要，就那么干挺着。

说二姐，她真来了，披着一身雪花，双手平端用头巾包着尚有余温的一小盆儿面片儿。这可是寒冷的腊月天啊。

三姐赶紧接过二姐手里的小盆儿：“这么远的路，你就一直这么端着？”

二姐说：“累了就蹲下歇歇，就是不敢撒手。”微笑时，眼角和嘴角都出现了以前没有的皱纹。“没买着肉，鸡蛋也没了，我放进几个秋天留起来的黄菇娘，二弟，你尝尝味道好不好。来，不烫了吧？”二姐盛一小勺汤，像喂孩子那样送到我嘴边。我把那清香味儿和泪水一起咽下去。

只几天没见，二姐憔悴得很可怜。我让她拿我的工伤医疗证去看病，不用花钱。二姐笑了，笑得很凄苦，“傻弟弟，人家医生一眼不就看出来了吗？ 咱们可别干那难堪的事。”二姐帮我揉着刚打过点滴的胳膊，说自己不会有什么大病，“快过年了，事情多一忙活，啥病都没了。”

当时以为二姐说的也许有道理， 怎么也料不到，她年轻的生命正被残忍的病魔匆忙吞噬着，快要走到了尽头。

二姐和哥哥看我能下床，生活日渐可以自理，建议我去外地疗养，会恢复快些。后住进来的病友赵长录，说五大连池矿泉水有助改善胃肠功能，减少梗阻，他不顾自己刚做完阑尾穿孔手术，写信挂长途电话求他在五大连池疗养所当领导的姑父，帮我联系到那里疗养。

轻松的日子过得很快，一晃，我来五大连池快三个月了。

预定疗养期半年，我越来越觉得呆不下去。每晚喝足泉水，躺在舒适的床上，反而会失眠。父亲还在“牛棚”里吗？他能经受得住残害吗？母亲的病好了吗？二姐怎么样了？我只顾一个人在这里享受，是不是忘了我的家？忘了我应该回去上班？

一位因公负伤的疗养员，每年都来这里住上大半年，能吃能睡能跑能巅，养得肥头大耳。已经十几年了，他不再打算上班，就想这样快活到老。听说我也是工伤，他以为遇到了知音，开导我说，“工伤在身，国家负责养一辈子，等于提前进了养老院，涨工资还优先。你就像我这样，慢慢养着吧。咱俩互相做伴儿，就在这沙家浜常住不走了。”我从来不这么想，不能赖上工伤不工作，甘当行尸走肉，人生要是那样，还有什么意义？

我应该回铁力，回到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的家。那里不仅有我的牵挂与思念，更有属于我实实在在的工作与生活。我想去泉边，喝最后一次泉水。

刚出疗养所大门，我又折回来了。感觉下腹异常，是要犯肠梗阻的征兆。疗友们都出去活动了，我一个人躺在床上揉着越来越觉胀痛的肚子，知道今天这一关很难过去。晚餐图省钱，买一碟拍黄瓜，说不定哪一口没有嚼碎，在粘连区卡住了。

我抠嗓子强行呕吐几次，胃里已经空了，还是没有舒缓的迹象。去医务室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只好一个人咬牙挺着。很想身边有个人，担心过于疼痛会休克。

听到静静的走廊有脚步声，猜到是雷大姐来了。我对她走路的声音已经很熟悉。

雷大姐来自上海，是一所著名大医院的外科医生，患神经性脱发，去年来这里住过，喝泉水使她新发再生，今年要再住两疗程。

刚过三十岁的雷大姐，对人很热心，她把不善交往、紧锁愁眉的我当做亲弟弟，常找我聊天，陪我爬山，针对我的病情讲一些医学保健知识。

雷大姐敲门进来，看我难受的样子，知道我又犯病了。她帮我轻轻按揉腹部，歪着头贴近我肚皮听一会，又用手指仔细摸摸，沉吟着说，恐怕不太容易自行缓解，已经可以摸到肠形了，说明梗阻已经形成。“不行，你这么挺着有危险。”她叫来值班女医生小金，一起把我扶到医务室。

小金例行检查完，一时说不出所以然，只说这类病例她见的也不是很多，问雷大姐怎么办？雷大姐说，“先按常规处置吧。”

小金的处置办法和铁力林业医院一样，先做胃肠减压，把胶管插进鼻孔，再经过鼻腔进入食道，雷大姐告诉我像吃面条那样往下吞，可哪有那么容易，不仅插的过程刺激难受，强烈的异物感也不堪忍受，况且胶管还要在鼻腔拐个弯才进到食道。

这样的处置并没有缓解梗阻。我能明显感觉到梗阻物在向粘连区频频发起冲击，却受到狭窄粘连区的阻挡，这时的痛达到顶点。我自己分析，剧痛会使肠管神经紧张，因而收缩，越收缩梗阻物越通不过。如果用强力止痛药物，使梗阻区不感觉疼痛，肠管也许就不会紧张收缩，这样梗阻物通过的可能性自然就大了。

为我按摩的雷大姐担忧说，“就怕梗阻时间长了，造成肠管坏死或者破裂。”她让小金把医务室另两位休班的医生请来，他们都是老医生，临床经验应该更多些。

两位男医生和长录的姑父高书记急匆匆同时赶到，疗养所所长也来了。高书记看我折腾的难受样子，不停的安慰我。

医生们的一致意见是赶紧转院，就近送六七十里地的德都县医院。可是没有车，所里的一辆破南京“嘎斯”早已趴窝，平时拉运货物只靠一辆马车。雷大姐说高书记，“你是够级别的领导，怎么也不配一部车？”所长说，“我们高书记比县长还大一级呢，省里要给小车他说啥不肯要。”高书记说：“要车也只能要救护车，小车没啥大用。”

所长和邻近两家有车的疗养所联系过了，车都出长途了。“只有我们的马车了。”

高书记说，“根本不能考虑马车，那匹老马腿脚不好不说，两只眼睛都是玻璃花，路又不好走，还不把小吴给颠坏了。尽我们的全力，想办法抢救吧。人在我们这里，我们必须努力尽责。”又对雷大姐说：“你是大医院的医生，是医生，走到哪里都有救死扶伤的义务。你加入我们的抢救组作指导好不好？”雷大姐回答：“我服从命令。”

另一位医生问我，“你以前犯病时，采取什么办法最有效，你自己知道吧？”

在这种时候，我不能被动依赖和等待，打算用我思考过的“止痛疏通法”引导医生，如果能有效，以后就不用遭这么大罪了，如果无效，只好听天由命。医生往往想的是责任，其思维离不开规章制度，我要掌管自己的生命，只有搏一次。

“最有效的办法，是打一针杜冷丁，不让它这么痛，梗阻就会慢慢缓解。”我把我的想法说成了既往事实，否则他们不会考虑。“只要不痛，肠管放松了，逐渐可以缓解。”我把我完全外行人的想法，当做理论表达出来。

“打了止痛药，不是掩盖症状吗？这样的做法不允许。”说法还是来自教科书。

“我症状明显，病因明确，要设法疏通梗阻。”我几乎是耗尽力气说出这句话。

我痛得满头大汗。雷大姐边为我擦汗边对医生们说，“在生命面前充分谨慎是对的。但我认为小吴说的也很有道理，我们不应该把抢救生命的宝贵时间耽误在继续观察上。如果大家没有异议，我的意见是不妨按患者以往有效的治疗措施试一下。”医生们征求过高书记和所长的意见，我被注入半只杜冷丁。

药物起了作用，我稍有恶心，但疼痛明显减轻，很快有了睡意。梦中能感觉到肠管蠕动加快，而且知道自己排气了，排气就是通了。我沉沉地一直睡到天亮。

睁开眼睛，屋里只有雷大姐。她说：“检查你完全通了以后，他们才走。你的办法果然有效。我看你折磨那样，太可怜了，只好冒一次险。唉，灾难终于过去了。”

我对雷大姐说了实话，这办法是我自己想的，以前没用过。她没显得很意外，“你也是被病痛逼出来的，久病成医嘛。也真是的，专业人员难以突破的课题，倒被你一个外行寻到了解决办法，你真行。我打算把你的办法仔细深入推敲一下，写篇医学论文，打破医生们的习惯思维，改变医学教科书上的百年定论，你说好吗？”

“如果能推广，使许多像我一样的病人受益，当然很好。”

后来，听说雷大姐就我病例写成的论文，在国际上获了大奖。

只打了两天消炎针，我归心似箭，匆匆办完手续，离开五大连池。

回到铁力，远远看到我家的房子，心里不由得激动和紧张起来，又回到了亲人身边，但愿等待我的，是全家人的平安无恙。

然而却不是这样，不幸的消息令我陷入新的痛苦之中。

全家人一起吃过晚饭，我说去看看父亲，歇一两天，准备回贮木场上班。母亲说：“你爸这几个月都没信儿，不管他了。明天去看看你二姐吧。”二姐得了绝症，正在铁力县医院治疗，俩来月了，一点也不见好，太让人揪心了。

我要马上去看二姐，母亲说歇一宿吧，明天再去。大姐和三姐都在医院照顾着呢。

我怎能歇得下来，沿着北二道街一路小跑赶到医院。若不是大姐和三姐守在床边，脱了相的二姐几乎让我认不出来。她的眼眶和两腮都深深塌陷下去，原来的一头黑发不见了，只剩稀疏的几根像枯萎的乱草。二姐神志还清醒，她一眼认出我，不等说话，涌出了满眼泪水，泪水停留在深深的眼眶里流不出来，无法睁开眼睛。我用毛巾吸去二姐的眼泪，握着她枯槁冰凉的手，心如刀绞。我只离开还不到三个月啊，二姐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二姐，二姐！你这是怎么 了？”

我后悔走前没有重视二姐的病情，后悔不该去疗养。二姐说话有气无力：“夫来，别为二姐担心，把你自己身体养好，啊。”她试图抬起另一只手为我擦泪，可她终归没有力气，“夫来，我没事儿。你回贮木场上班，中午就到我家吃饭，我家近，二姐给你做好吃的。”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哭出声来。

二姐已经做过手术，术后腹内不断积液，每天要用大注射器抽几次，不然就涨得喘不过气。我问家里人，为什么不转到大医院？

转院需要一笔钱。无论“土耳其”，还是我家里，都拿不出这笔钱。我手里有疗养院退回的几百元钱，用这笔钱，把二姐送到哈尔滨医大二院。

所有检查做完，医生当着二姐的面说，没啥问题，回去慢慢养吧，二姐顿时来了精神，眼睛亮了，脸上也有了笑容。

我心有疑惑，返身再问，心里彻底凉了。医生的诊断是，外伤性流产诱发卵巢肿瘤，没能及时治疗，已发生病变，救治无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