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我们小组夜班有装车任务。

天没黑就开始飘雪，越下越大，呼啸的北风使人站立不稳，装车场的照明灯只有少数几盏忽闪着，飞扬的雪花中，能见度很差。这样的夜晚，户外作业格外费力。

装完车已近午夜。最后一道工序是封车，要用捆车器在装好原木的顶端，捆绑住车厢两侧的车立柱，以免运行途中原木滚落。老师傅们说，以前曾发生过原木脱落事故，装运木材的列车正从外省市区穿过，现场极其惨烈。

我们小组负责封车的是余师傅，他冷得跺着脚直转磨磨儿。我手脚比老师傅麻利，争先爬上高高的车顶。刚装上去的原木已经积了一层雪，踩上去直打滑。我封好车正要下来，大火车头鸣着长笛开过来，知道是来挂车。车下的工友喊了声“小吴，快下来！”我紧张中脚下一滑，忽忽悠悠就下来了，方式是“自由落体”。

不知过多久，我渐渐有了意识，听到有人说“醒了醒了！”我疲惫地睁开眼，见许多人围着我，耀眼的是医生护士们的白大褂，再看看，工组的工友都在，还有工队的书记队长和贮木场的领导。我明白我出事了，躺在医院里。

我不由自主又睡过去，再次醒来已是下午。母亲，大姐夫和三个姐姐都在。大姐夫说，会诊结论出来了，没啥大事儿，让你住院观察，暂时不能起来走动。

母亲流着泪说：“老天真是不长眼，咋啥事儿都让你摊上呢。唉，福来，给你起这个名字，就是盼着你没灾没难，有点儿福气，哪成想你这么命苦，唉。”

最初几天我都是吃流食，十多天后，医生说可以正常进食了。那天晚上吃完一个花卷，感觉肚子涨，睡前，由涨转痛。值班的邵医生在我肚子上敲几下听一会儿，疑惑地皱起眉头，赶紧给我做各种检查。

腹部越来越痛。我在床上翻来滚去半个个多小时，邵医生领着一群白大褂匆匆进来，请来了正在铁力县人民医院主持会诊的哈医大侯教授。

邵医生再过来时握起我的手，告诉我可能要做个手术，“正研究手术方案。很一般的手术，你别担心。”我和他一样，都是满脸络腮胡子，他说我俩是亲兄弟。

我说还想去当兵呢，肚子上开一刀，还能当兵吗？邵医生说，治疗是第一位的，治好了病，才有可能实现你的全部理想。“你这么年轻，会恢复得很好，刀口愈合以后，肚皮上只留下一条像铅笔画的印儿，啥也不耽误。你放心吧。”

三更半夜，天冷路滑，母亲也急匆匆赶来，估计我的病情不会像邵医生说的那样轻松。我问母亲怎么来的，母亲指指身边贮木场的领导，说是单位马车接来的。

大姐带着哭腔说：“福来，姐告诉你，大夫说你肚子里都烂成一锅粥了，赶紧手术吧。”大姐夫连忙把话截过去：“别听你大姐瞎说，她是没听明白。要是烂成一锅粥早就完了。人家大夫说，摔伤以后可能腹腔有点感染。手术是定了，咱们的态度只能有一个，相信医院，配合治疗。”

母亲说，你就别想当兵的事了，得先保住命，大夫说不手术有危险。母亲趴在我耳边小声说：“有你爸那抖搂不清的事儿，你还能当上兵吗？听话，手术吧。”

贮木场领导也说，你看你老母亲，你这么多亲人，都来了，他们都担心你，你也不能让他们着急上火是不是？大夫都等着呢，抓紧吧，啊，时间对你可就是生命啊。

我明白了我的病情，没有理由再固执，不能错过治疗时机。

已经等在旁边的医生护士把我抬上带轮子的床，推进手术室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