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去林业医院找妇科主任，见我的状况没有好转，她有些疑惑，说这办法屡试不爽，怎么对你不见效呢？问我还要不要再试试，护士长也劝我再割一次，我知道她们为我好，说没问题，割吧。这次的过程，和上次一样。

从医院往回走时，遇到久未联系的徳扬大哥，要不是我打招呼，他还认不出是我。他说这样治疗效果还是不好的话，不妨去找森铁处后院的老王头， 叫王伯栋，原来也在森铁处上班。七十多岁了，手把儿还不错，办法是针灸，治一个好一个，他亲眼见过。“不过，”徳扬大哥说：“这老头当过伪满警察，虽然没有血债，文革也没少挨斗，前些时清队又被关了几个月，肺气肿犯得很严重，怕死在里边，才放他出来。他性格挺倔，不是谁找都給治。你得让他感到你是真心实意的相信他。”

过了两天，面瘫还是没有减轻，只好去找老王头。母亲给我十元钱，让我买四合礼儿带着。我买两瓶酒，两瓶罐头，二斤槽子糕，二斤白糖。这样的标准，可算是那时我们那个地方民间送礼的较高规格，十元钱还没花完。

按徳扬大哥告诉的地点，我打听到老王头的家。在门外我犹豫着，怎么称呼他呢？当然不能叫老王头，叫王师傅也不妥，依他的年龄，应该叫他王大爷。可他当过伪满警察，应该属于阶级敌人一类，管他叫“大爷”，有阶级混线之嫌，我内心深处一直是把自己当做贫下中农。想到徳扬大哥的话，还是硬着头皮叫大爷吧，反正只是个称呼，又没别人在场。

我带的四合礼儿是在商店用纸绳捆扎好的，拎在手里很明显。推开院门，见一个老头儿正吃力地举着斧头劈柈子，累得呼哧带喘，不停的咳嗽。我猜他一定是我要找的人，开口叫一声“王大爷”。他扶着斧把，擦擦眼睛瞅瞅我拎的东西，让我到屋里坐。进到屋里，我又叫一声王大爷，不等我往下说，老头就说，“我看清了，你得了吊线风。”紧接着问我家住哪里，姓啥，是啥成分。哦？他还论成分，又不是清查办。

住址和姓名我都如实说了，至于成分，我说是贫农。本来就是嘛，也算如实说。

老王头沉下脸说，“你小伙子大概还不知道，我当过伪满警察，是戴罪之身，早就不敢给人胡乱扎针了。”他又咳嗽一阵继续说，“实不相瞒，我怕挨折腾，扎好了没功，扎坏了就是阶级报复。我一个伪满警察，可受不起你贫农家这样的大礼，你拿好你的东西，快走吧。不是我不讲情理，实在是没法做人。”我说了许多恳求的话，老头不为所动，他连让带推，把我送出门外，又操起大斧劈柈子。

我也算情急生智，折回身，把礼品放在院子里的鸡架上，几乎是夺过他的斧子，不再说话，只顾劈柈子，就像给自家干活那样卖力气。一会儿的功夫，劈出一大堆。

老头拦住我说别劈了，够烧几天了。他似乎有些不过意，主动和我唠闲嗑儿，就是不提扎针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