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媚俗

       现今是一个讲究实效的时代，作家也要吃饭，也要衣食住行，媚俗是难免的。于是我们经常会面临这样那样的诱惑：愿不愿意写一些职场官场小说，愿不愿意当枪手去写电视剧本，愿不愿意搞网络小说等等。严肃文学是媚俗的死对头。米兰·昆德拉对“媚俗”一词的定义是指一种人的态度，他想付出一切代价向大多数人讨好;　为了使人高兴，就要确认让所有人听到想听到的，并服务于既成思想。它使我们对我们思索的和感觉到的平庸流下同情的眼泪。

       媚俗的可怕之处在于，我们会对一位即将淘汰出局的歌手表示同情，也不会对寒冬的夜里正在街头的垃圾箱里翻找食物的流浪汉流泪。我们的情感变得如此麻木和廉价，高雅的话题，形而上的思考，一切严肃的行为，都被颠倒过来，视为“做作”“装逼”的典范，知识被视为深不可测，搞不懂。他们从来不反思自己的行为，反而以一副“屌丝”的姿态沾沾自喜。“干吗要活得这么累呢?”“我为什么要知道这些?”这些挂在嘴边的理由是他们逃脱社会责任和义务的挡箭牌。

       2、公共空间

       这个问题长时间困扰过我，包括现在。小说家要不要介入公共空间?

       你看，世界上很多优秀作家，加缪、萨特、巴尔加斯·略萨、马尔克斯等等，他们都有过对公共事务的精彩发言，有着强烈的知识分子担当意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也同样如此，宋代的张载就说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也是一种自我承载和担当。

       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大都以天下为己任，将全天下都装在心中，想自己去扮演圣人和救世主的角色。然而到了今天，随着价值观、思想观和世界观的颠覆，作家还需不需要继续扮演“布道者”的角色呢?

       公共事务和公共空间，向来是作家热衷的话题，出现在笔下和口头的频率非常之高。然而这是一个雷区，搞不好就踩中地雷。很多作家到最后，作品会陷入一种“非此即彼”和“自我阉割”的泥潭，他们认为揭露黑暗抨击腐败就是好的作品，反之亦然。很多优秀的作家都栽在了上面。你看1949年以后经过历次改造后的作家的作品，那些控诉的文字用现在的文学评判标准来看，大多数是一堆垃圾。福楼拜曾就公共事务有过精彩的言论，小说家一旦扮演公共人的角色，便把自己的作品置于危险之中，他们的作品有可能被看做仅仅是他的动作、声明、立场的一个阑尾。

       但是在中国当前的环境下，一个作家完全置当前的环境于不顾，故意回避现实，回避黑暗与罪恶，躲进小楼成一统似的写作，我也不大赞同。作家应该有一种人文情怀在里面，他未必需要尖刻的言论和批评，更不需要抨击和触犯一些东西，但是他必须有一种悲悯的情怀在里面，就像张爱玲的名言，“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3、中国现实

       在当前来看，中国很多小说家是被现实击败的。因为中国的现实有时候比虚构更匪夷所思。

       早在1961年，美国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就在论文　《写美国小说》　里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他提出了“事实与虚构混淆不清”的理论。他认为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的现实变得比任何小说家所虚构的情节还要离奇，因为“作家要做的，只是对美国大部分现实先理解，再描绘，然后使它变得真实可信”。

       我们再来看中国当前的现实，每天上演的那些形形色色的新闻事件，每一件都精彩异常，都是一部伟大的作品的原型和材料，但是让小说家感到尴尬和难堪的也在这里，正是这些现实世界中充满荒诞、戏剧和矛盾的“原材料”，经过文字的过滤，反而变得不足以为信，甚至脱离了小说家的初衷。

       余华的小说《第七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第七日》的失败给了我们警告，一桩桩精彩的新闻背后未必是一篇好的小说。或者可以这么说，“新闻结束的地方，小说开始”有个前提条件，这个开始可能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时差。《老人与海》的素材早在1936年的时候，海明威就获得了。但是他真正动笔的时候，已经是15年之后的事了。我想王德威教授有一句话讲得好：“文学追根究底，有个基本的问题，就是怎么去引起虚构性，怎么去面对虚构性。我们应该把虚构的问题嫁接到历史的经验和现实里面去，投射未来跟过去。”这其实是讲，作家通过对现实中“原材料”的虚构和加工，使这些“原材料”具有“文学的二次方”一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