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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 谢晋到张艺谋,电影游戏规则变了

2015-02-28 10:31:24

来源:影视独舌

[摘要]过年了,影视独舌的采编人员也要休息,但我们不准备在内容上敷衍。检视存货,发现了2009年做文艺纪录片《百花》时,导演组做的几篇人物专访。被访者是:刘晓庆、张国立、濮存昕、刘索拉、邹静之、郭凯敏、尹鸿、张军钊。说的当然不是时令话题,但受访者个个有性情,有秘密,有文采。特编发以飨读者。同时,在这里向王淳华、卢晓楠、刘涛、许琛、刘澍等几位同仁表示感谢。

       访谈内容

       许琛:请您谈谈改革开放初年的中国电影。

       尹鸿:应该说1976年以后,中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当时社会上流行一个词叫春天,所以科学的春天来了,文艺的春天来了,电影的春天来了,实际上春天就成为当时社会共有的一个表达,人们从严冬走出来以后的欣喜若狂的一种心情。而电影的春天其实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方面是说我们开始把17年新中国成立以后17年很多电影,让它们重见天日,这些优秀影片重新回到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当中。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拍摄了相当一部分我们叫伤痕电影或者叫反思电影,从最早的一些影片回顾和反省文革对人们带来的一些伤害,后来就逐渐的出现了包括从反右时期一直到文革整个左倾路线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带来的深重的灾害,通过电影来反省和反思。比如说像吴贻弓先生的《巴山夜雨》,谢晋先生的几部作品,从《牧马人》、《天云山传奇》,一直到《芙蓉镇》,这些作品其实都是一方面在表达左倾路线对中国的老百姓的迫害,对人性的一种扭曲,但另一方面,这个时候都在用人道主义和人性的主题来反思我们过去走过的道路。

       许琛:电影是当时最普及的文艺形式。

       尹鸿:所以这个时期,这种反省和反思,一方面是在批判和反省历史,但另一方面也在呼唤一些新的价值,一些新的多元的文化观念,多元的价值观念,所以这个时候开始出现《没有航标的河流》、《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我们开始在争取个人的权利,争取人性的权利,表达爱情是人的,爱情是人的基本权利,我们应该得到保证得到尊重。当然当年的这样一批作品应该说构成了中国整个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因为电影在当时是最大众的一种文化形式,电视基本上是八十年代以后逐渐普及,大多数老百姓都是通过电影去获得文化信息,1979年是中国电影历史上观众人次最高的一年,那一年中国的电影观众人次达到了290多亿人次,接近300亿,当时10亿不到的中国人口,换句话说把老人孩子加到一起都算上,平均每个中国人都至少一年要看30部以上的电影,而且都是到电影院去看,因为当时没有别的通道和别的途径,都是在电影院里,每个中国人平均要看30部电影,那是中国电影最辉煌的一个高峰时期。

        所以我们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每一年生产的30部、40部、50部电影我们几乎全部都看过。当时两个词经常用,一个是噩梦,刚刚过去的这段时间就像噩梦一样,而我们今天进入了春天,噩梦和春天是两个常用的词汇,而且当时还有小说,有电影叫《噩梦醒来是早晨》,一方面在告别那段历史,另一方面我们开始在表现出一些多元的文化价值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电影当中开始出现喇叭裤,开始出现蛤蟆镜,开始出现墨镜,开始出现长头发,开始出现服装的不同的颜色,因为在这之前我们服装颜色非常单调,基本上白的绿的蓝的三种颜色,几乎再没有别的颜色,而这个我们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都会出现在我们的银幕上面。

       许琛:当时有什么代表作品?

       尹鸿:这时期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电影,就叫《庐山恋》。这个影片呢,从艺术上来讲,算不上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作品,但是它在中国的历史上,在思想解放的运动以后的这个电影史上,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因为它的两个男女主人公,一个是归国华侨,这个身份在当时也非常特殊,更重要的是张瑜所演的这个女主人公,在整个影片过程当中换了几十套连衣裙,因为过去我们讲服装之美那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资产阶级的观念,但是这个电影当中张瑜不断的在每一场戏当中都换一身连衣裙,表面上看来是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在当时她就在传达一种我们每个人都有向往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权利。那么包括你这个电影里面还有一个接吻的一个镜头,就是两个人谈恋爱,最后两个人拥抱,有一个试图接吻的一个镜头,在今天当然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在当时它也是非常有突破性的。

       这个电影它传达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就是人民不仅有革命的义务,同时他们有享受生活的权利。当时这个作品出来以后,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女性,对这个电影非常喜欢,当时上海突然开始流行穿连衣裙,做连衣裙的师傅都忙不过来,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在批评这个电影,说它传达了小资产阶级价值观和情调,这种争论的声音本身,恰恰是社会多元化的一个体现,所以这个时候中国电影的色彩越来越多样,年轻人变得越来越朝气蓬勃,电影既见证着,同时又推动着中国社会向一个更丰富更自由更开放的方向发展。

        即便是革命战争作品,这段时期都表现出新的风貌,比如说《小花》,表现解放战争时期的一段故事,但是这个影片就跟过去的《南征北战》题材这样的作品很不一样,它并不去直接表现战争,并不去直接表现敌我冲突,并不去塑造高大全的英雄,而是通过两个女性的形象,两个小花的女性形象,来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待战争来看待人情,表现了兄妹情,表现了姐妹情,也表现了同志情,实际上就是把个人的情感和革命的情感达成了一个融合,那么这也应该说一个新的视点和新的视角。那么这个电影里两位女主人公,一个是刘晓庆,一个是陈冲,通过这个电影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女明星,后来她们俩都在表演艺术上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那么应该说这个时期应该是中国电影最辉煌的一个阶段,它的观众人群数量之多、社会影响之大都是之前之后的中国电影无法比拟的

        许琛:我们仔细聊聊谢晋?

       尹鸿:谢晋的《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和《芙蓉镇》应该说代表了这段时期对中国历史的反省和反思的电影当中的最高水平,但这些作品它的一个主要特点基本上跟它早期作品的差别,就在于它早期作品都是一个男性主人公引导和帮助了一个女性成长变成一个革命者,但是到了《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和《芙蓉镇》以后,他的重大改变都是一个女性拯救和帮助了一个男性主人公。在他后期的作品当中,基本上男性都是受到左倾政治的排斥和压抑,他们在政治上不得势,成为社会的边缘,甚至最底层,但这个时候都会有一个或者两个女性,而且往往可能是有的是有知识的,有的是劳动人民,所有这些女性都是善良美丽宽容,而且具有非常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都是这样一些女性,使得这些受到迫害的,在最底层的男人们得到一个温暖的家庭,得到一个温暖的爱情,得到一个温暖的家园,然后使他们从被迫害的状态当中得到抚慰,得到安慰。实际上这批作品是谢晋一方面在表达左倾政治对人的迫害,但另一方面他始终想为这些受到迫害的人找到一个心灵的家园,找到一个感情的家园,而这个感情的家园的来源都是这样一群女性形象。

       许琛:还能记得其中的片段吗?

        尹鸿:我们今天还经常会记得像《天云山传奇》里面有一个冯晴岚拉着板车。在一个风雪天,冯晴岚拉着男主人公在一个板车上面,给他盖上被子,然后这个女性实际上在风雪当中拯救他,把他从寒冷当中带回到一个温暖的家庭当中去,这个寓意实际上是这个时期的谢晋电影当中一个共同表达的一个主题。尽管后来有一些评论者,会去批评谢晋电影,认为谢晋电影过渡温情,他让这些受到左倾政治迫害的人都异想天开的抓着了一些美丽的女性去帮助他们,去抚慰他们。但是我想这正是谢晋电影他的一个时代特征,因为在那样一个时代里面,我们不可能让谢晋去金刚怒目式的对历史进行批判,恰恰是他一方面在批判历史,但另一方面他也想为我们的坚持的理想和信仰找到一个理由,而这个理由它就是用女性的爱来支撑着这样一个理由。所以正是这样,所以谢晋电影在当时会收到很多观众的喜欢,因为观众一方面看到了批判,看到了挫折,但另一方面我们还是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尽管这个希望和未来是由家庭带来的,毕竟他让我们觉得我们坚持某些东西还是值得的,所以这也是谢晋电影在当时应该说是中国最受欢迎的影片的一个主要的社会原因。

       许琛:电影的发展后来怎么样?

       尹鸿: 80年代以后,面临一个新的环境,就是中国电视的逐渐普及,因为像春晚的出现,大大地加速了中国电视的普及程度。一方面是电视的普及,另一方面就是电影的相对衰落。大家都会发现我们可以在家庭里面通过电视这样一个非常方便的通道看到电影,看到电视剧,看到电视文艺,于是很多人放弃进电影院去看电影,再加上这段时期中国的电影总体上来讲并没有找到跟电视的差异性,就是说这个时候中国的电影跟电视之间的差异非常小,甚至连拍摄电影和电视剧的人都是同样一组人,初期拍电视剧的人,都是当时做电影的人。这个时候的电影在国内的观众市场,应该说是一落千丈,每况愈下,每年都在非常高比例的递减。

       那么这段时期就出现了两个重大的变化,一个变化就是一批青年导演的出现,就是我们今天通常说的第五代导演,那么第五代导演差不多都是从84年左右开始拍自己的处女作。那么像张艺谋、陈凯歌、张军钊这样一批从电影学院刚刚毕业的青年导演,那么开始走上影坛,而他们走上影坛以后,由于在电影院里面,一方面他们接受了很多的现代西方文化的教育,另一方面他们也受到了思想启蒙运动的影响,所以他们这个时候的电影在美学上,在文化观念上,都有跟过去非常大的突破,在美学上他们更强调画面和影像自身的表达力,因此画面造型甚至色彩充满了象征意义,我们都会很多人可能看过,像陈凯歌和张艺谋合作的《黄土地》,当时是陈凯歌做导演,张艺谋是摄影师,而且很多后来的电影大腕都在这个电影当中,比如有的做美术师,有的做各种各样的技术工种,那么这个影片就是非常典型的第五代电影,他充满了一些造型感,比如说他要表现中国人在历史和文化当中受到传统的制约,人非常渺小,因此在影片当中有大量的构图都是皇天后土,要不就是土地占4/5,把人挤到画框的最上沿最边角的状态,要不就是把镜头抬起来,把天空留出4/5,人压着这个整个画面的最底下,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现人的渺小,来表现历史和文化对人的压抑,所以他们的影片当中充满了这样的象征和寓意,那么他们就改变了之前的中国电影包括谢晋电影的那套影戏传统,就是完全戏剧化的情节剧的电影传统,更多的用影像来叙述,用画面来叙述,而不是用情节来叙述。

        许琛:这些电影的文化影响力如何?

       尹鸿:那么这些电影在当时应该说并没有太多的普通观众看到,但是它在电影界当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这个影响带来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我们的中国电影开始跟国际的电影语言接轨,开始跟国际的电影文化接轨,所以《黄土地》就开始在国际上获奖,但是《黄土地》还没有能够获得国际上的A级电影节的大奖,而真正在中国第一个获得国际A级电影节大奖的影片是张艺谋的《红高粱》,那么1987年他得到了柏林金熊奖,那这是中国电影首次,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国际A级电影节上获得顶级大奖。那么这个奖的获得实际上是第五代在把文化反思,文化批判的主题跟中国的民俗文化,中国的民俗历史结合在一起,而且在电影美学上它把第五代那种重视影像,重视视听对人的感染力,重视视听造型本身的文化表达,那么非常好的结合在一起。

       这一批作品基本上都是根据当时的有影响的小说改编的,所以这段时期基本上是电影跟小说结合的最好的一段时期,而且基本上都是思想解放时期那个阶段一些经典的小说作品都被改编到电影当中来,那么随着张艺谋的《红高粱》,后来是张艺谋,还有像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等等一系列的作品,包括陈凯歌的从《黄土地》以后,当然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是《霸王别姬》,那么这段时期一方面中国电影在国内市场上,一天不如一天,观众越来越少,但是这个时候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的影响却越来越大,就是出现了墙外开花墙内不香的这样一个局面,这个时候中国电影国内的影响在减弱,但是国际的影响在加大,而且应该说从八十年代末期之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电影人不知道中国有什么电影,也认为中国,也不知道中国有什么电影导演,但是自从第五代,这一批电影登上国际舞台以后,你再去看西方人写的世界电影史,他一定会写中国电影,而且当然一定会写张艺谋和陈凯歌,而且这段时间中国电影在国际上获奖的频率之高,前所未有,当然后也无来者,当时中国电影几乎把世界各大A级电影节的奖全部都拿过,而且有的A级电影节我们拿过好多年,甚至是连续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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