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比《工厂大门》等其他短片来说，《火车进站》似乎预示了科技进步所带来的视（听）觉奇观是电影的天然属性，尽管它包含着无限的商业气息，但是却使电影艺术的发展如虎添翼；而《水浇园丁》从人物动作的层面挖掘出一个现象，那就是喜剧具备天然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在电影发展中迅即扩展成最具戏剧性的元素，即幽默。于是，一方面喜剧占据着类型电影的一席之地，另一方面融入所有电影剧作中，成为电影剧作中必不可少的商业性叙事技巧。

       在《阿凡达》大行其道的今天，来分析近年来低成本喜剧电影的剧作趋向，反思中国低成本电影剧作的价值判断。

       首先，关于低成本电影剧作的认识变化。早在2000年前后，中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面对当时创造了单片三个月十亿美元票房纪录[1]的好莱坞，国内电影学者忧心忡忡，纷纷与会指出，一旦开放大陆电影市场，中国电影或将全军覆没，或仅剩下几名国际知名导演，研讨出的结果大都是，中国电影应该坚持民族化和低成本化。其中低成本化定位在小制作，甚至开拓了电视电影这个新兴的电影种类，来丰富中国电影创作。

       可以说，1999年到2005年，是中国低成本电影的蛰伏期，期间从50万制作经费的电视电影到100万制作经费的新锐导演计划，基本上都在拓展寻觅低成本电影剧作的模式和特征。并没有意识到挖掘一定具有市场潜力的某种低成本类型电影的模式，而是在所有题材、类型上通篇进行尝试和探索。在这里最值得赞赏的是电影频道，他们有规律地尝试创作人物系列和故事系列，尽可能地缩小制作成本的口径，而将重点放在故事层面，可以说电视电影在低成本影片方面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编剧和导演。

       这期间，低成本电影剧作集中描写小人物、小事件，坚持的是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反映的是社会底层平民百姓的“真实性”故事。在这个时期，一部低成本电影的制作经费也就100多万，2001年陆川的《寻枪》原本预算200万，因为找到了华谊兄弟民营资本，才增加到了700万，这在当时大陆整体电影制作成本中算是高的[2]。同时期，港台电影制作成本大都在千万以上，九十年代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制片预算达2000万至3000万，堪称史诗巨片。因此，在2005年之前的中国低成本电影定位在100万至200万，300万以上的电影剧本基本上在题材、类型上没有特别限制。

       然而，这时期低成本电影只是在数量上、艺术上推进了国产电影的繁荣，在票房市场上并没有惊人的收获。值得注意的是，这期间，中国低成本电影涌现出了一批可以出入国际电影节摘金夺银的艺术电影，或者说，艺术性是这个时期低成本电影的普遍诉求，同时也导致了低成本电影逐步偏离了资本市场的关注。

       低成本电影的涅槃是2006年横空出世的《疯狂的石头》，不到300万的风险投资获得了2300万的市场回报，完全可以与十年前的《甲方乙方》[3]相媲美。更加有意思的是，在这部电影上宁浩几乎复制了冯小刚的成功，就像《甲方乙方》中的经典台词一样，“顶你个肺”、“直接上不就行了吗，你费那事”，“城管的、便衣，文明执法”这些台词随着影片的热映，迅速地成为社会热点词汇。如果说冯小刚的电影掀起了新时期中国喜剧电影的高峰，《疯狂的石头》就可以说为新时期中国电影带来了第二波喜剧浪潮。那是与冯小刚文化冷幽默完全不同的疯狂喜剧。

        《甲方乙方》将冯小刚推向了中国一线导演乃至中国最具商业性导演，《疯狂的石头》也将宁浩推向了中国一线导演乃至过亿票房导演。这一切其实都归功于喜剧效应。不同的是，冯氏喜剧延续了王朔文学脉络而无法大规模模仿，宁氏的疯狂喜剧似乎一诞生就被人们直接找到了模仿出处，于是乎，疯狂模仿秀成为近年来喜剧电影剧作的一大特征。

       与低成本电影获得市场青睐的同时，是中国电影制片经费的大幅上扬。2008年香港电影节上，与会嘉宾曾调侃大陆电影是大制作，香港电影成了低成本；在这个时期，许多导演都寄希望于一部低成本影片成名，第二部影片迈入千万制作经费。因此，2006年至今应该是中国低成本电影步入辉煌时期，低成本的门槛由200万升高至700万乃至千万以内，占据着全国总票房的数量逐步攀升，逐步改写一两部大片当家的时代。

       其次，关于喜剧电影低成本化的认识。一个国家或地区喜剧电影成本的高低，取决与喜剧电影类型在这个国家是否是主流艺术形式。中国喜剧电影的观念实际上几经改变，1949年之前，喜剧电影一方面延续着古典戏剧的价值特征，承载着平民的娱乐与狂欢，另一方面喜剧电影又是早期中国电影中最具商业票房的电影类型。以《三毛流浪记》为例，从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来分析这部喜剧电影，他的受众应该是广大穷苦老百姓，然而意外的是《三毛流浪记》取得了良好的票房市场，尤其是吸引了大量上层社会观众，乃至此片漂洋过海风靡了当时的好莱坞。由此可见，在中国电影早期，喜剧电影因其本质有着明显的商业性而占据着商业电影的重要地位。这个时期，中国喜剧电影剧作的内核是“情节喜剧”，即情节剧[4]+喜剧动作。

       1949年之后，喜剧电影因其幽默和讽刺性一度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主要大众艺术形式，这个时期的喜剧电影内核是积极健康的，“情节喜剧”由此发展成为以教化内容+喜剧动作为核心的严肃喜剧。涌现出了《今天我休息》、《魔术师的奇遇》、《满意不满意》等等影片，这个时期的喜剧严格讲应该是那个时代的大片，承载着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基本上吻合了当代商业大片的元素，大牌明星+大制作+大场面。

       乃至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喜剧电影重新焕发青春，以陈佩斯为代表的民营电影制作团队也投身喜剧电影的行列。这时，喜剧电影还与低成本制作没有扯上关系。或者说，中国电影因其计划生产流程的特殊性，导致电影在中国并没有市场化和商业化，也就无从对比其商业回报的比例。即没有走入市场的中国电影基本上都是不计成本或者低成本，对一部电影剧作的商业价值判断的尺码是社会效益。

       真正出现低成本喜剧电影的概念得益于民营资本进入中国电影和中国电影市场化。这两者缺一不可，前者陈佩斯喜剧电影虽然也是民营资本，但电影市场还是计划经济，所以其电影的商业性并没有显现出来；相反华谊兄弟的《甲方乙方》以400万博3000万，成为中国新时期最早的商业电影，相对比3000万，400万是低成本，相对比港台千万制片经费，400万是低成本。于是大量资本开始融入低成本电影市场试水。

       回到前文所述，在2005年之前大量资本融入低成本市场试水，但是并没有产生相对应的商业暴利回报，这就导致一部份资金转而寻求保险的电影院线市场，另一部分继续坚持寻找低成本电影的契合点。

       《疯狂的石头》几乎使所有人看到了低成本电影的曙光：低成本喜剧，所以从2006年开始，中国低成本喜剧数量逐年攀升，而且衍变出多种剧作风格，这个时期的喜剧应该与之前的严肃喜剧区别开来，成为有中国特点的低成本商业喜剧。

       第三，中国低成本喜剧电影剧作趋向。低成本喜剧电影观念实际上是在2008年左右提出的，当时这个观念的提出是迫于商业电影大片化。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得中国电影市场渴望迅速向好莱坞靠近，对商业票房的片面追求导致商业电影成本逐年攀升，因此商业电影代表着大明星+大制作+大场面，这样的结果是中国电影票房聚集在了少数几部电影身上，而大量的低成本电影濒临绝境。低成本电影的商业性在哪里？没有大牌明星，没有大场面、没有高昂的三维制作，它的商业性只有可能在情节上，而最具有商业价值的低成本剧作模式非喜剧电影莫属，于是低成本喜剧电影的提出是低成本电影商业化的必然。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冯小刚喜剧电影和宁浩的疯狂喜剧在成功之后迅速升级为大片喜剧，不在我们探讨的范围之内。

       喜剧电影剧作转向低成本电影，首要的变化是迎合广电影观众，这种迎合包含了对电影市场的理论分析和实际票房分析。中国的低成本喜剧电影在不同层面上都做过探索和获得了剧作经验。

       在农村市场和二线市场，有冯小宁的低成本战争喜剧《举起手来》系列取得超高票房，其战争题材+恶俗搞笑的喜剧剧作模式因题材敏感和桥段简单粗糙被电影评论者诟病，其商业成功并没有形成广泛可模仿的低成本喜剧电影类型化经验。在城市院线，张建亚的海派喜剧《爱情呼叫转移》等影片获得了城市高端电影消费人群的青睐，形成了中国电影类型中的消费文化模式。虽然在刚出现时遭受到了理论学者的质疑，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国内的某些地方确实出现了消费时代特征，这种以消费文化为代表的低成本喜剧模式才得以生存扩大。紧随其后的是《命运呼叫转移》、《完美爱情》等等。

        在全国电影票房中，宁浩的《疯狂的石头》以2300万成为低成本电影的榜首，似乎赢得了最大层面的电影观众人群。然而疯狂能否复制？宁浩坦言，再给我300万，我拍不出第二个《疯狂的石头》，尽管宁浩如是说，更多的资本和新锐电影人才寄希望于疯狂喜剧模式，他们将疯狂喜剧模式分解为板块式结构+黄渤的动作招牌+靓女+方言小品，虽然没有出现《疯狂的石头》第二，这些疯狂模仿秀倒也是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市场的需求，形成低成本喜剧中相对固定的类型模式。2009年《倔强的萝卜》可以说是疯狂喜剧的最后一部作品，随着黄渤凭借《斗牛》问鼎金马奖影帝，疯狂模仿秀的出路似乎还在变化之中。

       2008年王岳伦的《十全九美》引起电影市场一片惊呼，以600万成本博得5400万票房，使得周星驰的古装剧情+后现代搞笑的喜剧模式在大陆得到延续，而且足以与疯狂喜剧平分天下，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古装搞笑剧：《天下第二》、《熊猫大侠》、《皇家刺青》等等。

       与恶俗喜剧、消费喜剧、疯狂喜剧、古装搞笑喜剧相对应，严肃喜剧逐步变形为有着社会问题喜剧，比如2007年上映的马俪雯作品《我叫刘跃进》，即用喜剧动作表现社会现实问题，呈现出黑色幽默的特征。

       高速发展的现代经济社会比任何一个时期都需要喜剧电影，不同的喜剧电影承载着不同的观众需求。

       社会问题喜剧的剧作内核是社会问题+自我调侃，它迎合了观众对社会的种种不满情绪，通过喜剧的宣泄功能得以升华和平抑。这一类型的喜剧剧作往往关注的是剧作的主题和叙事的手法，游离在主旋律电影边缘。

       消费喜剧专门定位在知识分子白领的观众群体，虽然是小众，但是却占据了城市电影院线的主流消费群体。带有着小资情调的情节+时尚喜剧词汇成为这一剧作类型的内核。这一类喜剧电影人物和情节统领着社会时尚的潮流，带着明显小资消费情调。

       疯狂喜剧、古装搞笑喜剧虽然也带有消费味道，但却是底层平民的狂欢，是他们为了舒缓紧张的工作和生活压力而寻求的精神大餐。

       这些影片没有严肃的主题，甚至没有现实主义随追求的时代标识。但却是最具本土化、民族化的喜剧电影模式，成为中国低成本喜剧电影的主流。

       不可否认的一点，中国低成本喜剧电影是因为特定的资本市场、特定的制片体系、特定的观众商业氛围所形成特定的剧作类型，其本质上还是试验田，它的职责还是培养和孕育具有商业潜质的大片电影，一旦低成本喜剧电影市场某一环节改变，中国低成本喜剧创作现象也可能就此消失。

       [1] 《泰坦尼克》

       [2] 1997年华谊兄弟出品的《甲方乙方》制片经费400万，《寻枪》的制片经费组成为：华谊兄弟出资500万，北影出资200万。

       [3] 《甲方乙方》的市场票房高达3000万。

       [4]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诞生于北欧的一种伤感戏剧，主要内容是一名女性因各种原因导致了不幸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