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满堂：一是我们每年生产一万五千部集电视剧，但是真正反映工人、商人、农民的还是少，特别少。8亿农民、1.2亿产业工人，还有大量的商人，反映他们生活的剧少的可怜。二是我们电视剧的主体对应关系发生了偏移，大家都是抗战的、民国传奇、历史上的后宫争斗，即使写到当下生活的时候又是偏离了，很多没有价值的情节和没有精神的人物形象出现了。我就想我们还是得回来面对我的主体，我们的中坚力量。我们应该有这个责任感。

       为什么将农放在最后一个，这个农特别不好写，因为我从来没写过农民。70年代，我插队三年，对农村也没深入了解，就那段生活写了《北风那个吹》，紧接着上大学又写了《雪花那个飘》。其实对农民我是没有底的，农民这60年咋过的我一点数没有。当年我写《闯关东》，我两眼茫茫什么都不知道，就是通过深入采访得到素材。我想农民这60年如果再不反映的话恐怕就没人反映了，因为这些亲身经历者已经85岁以上了，再不“抢救”就没有了。就像《闯关东》一样，活着的、能说清楚的已经不多了。我们要把这60年的历史作为影像记录下来。当时我还和崔永元说，我写老农民，小崔办农民博物馆，这些都非常有意义。只是农民题材在市场化的今天有没有人看呢，现在人血和狗血不一块飞起来，没人看。所以一直抻抻抻。后来我又想现在怎么担心苦恼都没有用，就用了五年的时间到辽宁、河南、河北、山东、浙江五省采访。

       独舌君：您都采访了些什么人？

       高满堂：这五年时间我采访了两百多人，包括主管农业的副省长、市长、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县长、公社社长、公社书记、村长、村支书到下面的当年的高级社长、人民公社社长、互助组长还有工作组社长，一下去素材就来了。在河南我采访了一个外号叫徐大胆的农民，改革开放以后主角的人物形象有了，非常之具体。之后我到了山东采访三个农业政策专家，他们说有一个人很了不得，现在还健在，他叫周振兴，老爷子九十多岁了。来了之后问我：“你写农民么？”我说：“对，我写农民。”老爷子说：“农民有人看吗？”我说：“农民怎么没人看？”老爷子：“我看不见！我看不见农民！我看的都是娘娘、太监、鬼子！反正没农民。你能把农民写好我就给你讲，你要谁说你写不出来，我也九十来岁了，我不费那个事儿！”老爷子一下把我将一军。周振兴原来就是八路军，游击队的。土改以后领着农民搞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他当过社长、县长、地委书记、青岛市的市长，最后到山东省的副省长，主管农业。他讲到当年土改时农民搬家，换房子，穷人住地主的房子，地主住穷人的房子。农民那个高兴。他讲这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养猪可以，但是不能养母猪，养母猪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母猪下小崽啊。可以养羊，但羊不能超过三只，多了就形成买卖关系。那时候四人帮还没粉碎呢，你在房前种点青菜都不可以啊。当时对着榆树根，所有人都咽不下去，到喉咙这就卡住了。之后他领着人出去后说：农民，天天就吃这个，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教育农民，所以网开一面，让农民种自留地。他顶着巨大的压力，后来还被整过。

       独舌君：这位副省长有没有被写进戏里？

       高满堂：当时还不是副省长，还是地委书记，现在退休好多年了。剧中周老虎的形象就是他。所以我想徐大胆在河南，这一半我已经有了，周振兴在山东，这一半儿又有了。两个农业大省一走，我一下就有底气了。在空调房里喝着咖啡写不出这些东西，两年两个人物，徐大胆、周振兴把这个东西撑起来了，剧的底色有了。各个历史时期的事，我都向别人请教，我是按照编年史过来的。这个戏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不是大棚里养育出来的，是真花不是塑料花。这个东西不写，我还无法面对九十来岁的老爷子周振兴。快播的时候我还给周振兴打电话，我说：“老爷子《老农民》这部剧要播了”。他说：“真的嘛，哪个地方啊，我看山东。”这次山东的开播礼也把老爷子请去了，很有意思。

       独舌君：剧中还有一段新一代的农民到俄罗斯租种土地，这些也是来自于真实么？

       高满堂：我们在黑龙江采访，来到与俄罗斯一江之隔的朝阳镇。我们坐船的时候，正好看见岸上拖拉机等这些大型机械和一群农民上船，朝俄罗斯去了。我一问才知道是去俄罗斯种地，俄罗斯地太多人太少。

       一开始他们种高粱，被俄罗斯方面罚了，因为俄罗斯禁酒，而且高粱在俄罗斯是喂牲口的，人不能吃，法律很严，所以不能在俄罗斯销售，第一年亏了。第二年开始种麦子，俄罗斯黑土地太肥沃了，不用下化肥，成本低。俄罗斯尤其是远东地区，蔬菜特别紧俏，俄罗斯人是傻大粗，不会种菜，他们嫌麻烦。中国人勤劳，所以大量在俄罗斯种菜。

       独舌君：我还想问您，表现农民的60年，从1948年一直到2008年，中间有很多的特殊的历史时期，这就涉及到在敏感时段的呈现方式，您是怎么实现既能有表达又安全生产呢？

       高满堂：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写的几部作品都面临这些问题。当时就有人提议说这60年敏感时期太多，将来审怎么办，干脆土改之后，啪一跳，跳到粉碎四人帮，再一跳，十一届三中全会。这叫三级跳。我说第一对不起农民，第二我们在这儿造假了，农民这六十年，他为了一个梦想，他从1948年土改得到地主的地契一张纸，没过多久开始合作化，土地又收回去了，地契又要回去了，中间这段时间很短，到2008年60年后中央才给农民颁发土地证，60年啊为了一张纸！我们规避这个问题于心何忍。如果是三级跳的话，那就是一种奉命文学、吹捧艺术。

       好，要写怎么办？我始终坚信，没有什么不可写，问题是怎么写？不揭伤疤，放大亮点，这是我创作的一贯原则，放大什么亮点？放不好这个很难掌握，变成又在那吹捧。我们放大的是两个不放弃，一个是农民要过好日子的目标不放弃，第二个是国家是愿意让农民富裕起来的，这个是从来没放弃的。

       独舌君：我看了20多集，我也注意到您说的这点了，大炼钢铁的那一段，让农村搭大铁炉子，这个整体是荒诞的，但是马仁礼把那个炉子改造成能用的炉子，这个就算是一个亮点。

       高满堂：我觉得这个到处都是，这就是我说的危机和转化的关系，就是我们写到了危机，但是我们会转化，有很多是写完了危机揭完了伤疤不管了，这不行。当时说小麦亩产三万斤，胡说八道，小麦亩产就二百来斤，他怎么能三万斤，就是中国缔造的这个神话。就吹到三万了，下不来了，有人问你这个株距是多少？回答很有讽刺意味：我们可以躺在上面睡觉！麦子都不带压弯，这是农民的智慧。又有人问，那通风怎么办？回答说：我们拿扇子扇！这些智慧在剧中到处都是。包括除四害，在总结会上说：那一天，有西北方风，有两只麻雀，奔东南方而去，在我们的村子上面久久的盘旋，不敢落下来，只听见两声凄厉的叫声，两只麻雀一头攮在地上，死啦。所以说，我们村！除四害的形势一片大好！

       独舌君：那“文革”这段您怎么处理的？这段难度系数应该是最高的。

       高满堂：文革呢，我是把文革家庭化。在家里，在村里，不出去。不是社会化。农民不动枪、不动刀、不造反。但是文革对他们的影响是深刻的。这种伤害不只停留在表面上而是深入他们内心。所以牛大胆和韩美丽那段就是一部喜剧，特好玩，最后韩美丽一个人走了。所以审片的时候没问题，大家都说好看。韩美丽一张嘴就是：“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我们切不可高枕无忧。我们睡觉的时候要睁一只眼闭闭一只眼，耳朵支楞着，殊不知阶级敌人还在阴沟里伸腿撩胳膊练猴拳，咬牙切齿声还在我们耳畔回响：同志，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文革中农民损失巨大，地都不让种，他们偷摸种地，还有放哨的，防鬼子似的。“文革”这块很有黑色幽默。

       独舌君：我看您《温州一家人》的时候也是农民经商，人物身上有一种执拗的硬气，《老农民》主角有这样的精神么？

       高满堂：温州改革开放后有两句话，穷怕了，穷疯了。人都能穷疯。那时温州人没地。温州人为什么能成功？专注。这个也是一样：农民要过好日子。

       独舌君：感觉《温州一家人》里周万顺有一个特别强烈的致富信念，什么事儿都能干，但是牛大胆好像是穷于应付各种各样的运动？

       高满堂：他俩精神是一样的，目标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处事行为是不一样的。牛大胆离不开土地，他面临的问题永远是土地的问题，他充分地体现了农民的狡猾，通过种种手段保护村庄，保护农民利益，60年不这样根本活不下去，他也有走后门的时候，更加真实。

       独舌君：牛大胆有原型，马仁礼更多是虚构的角色？

高：他是我在采访过程中不断积累的过程，无形当中形成，是千百万的地主的儿子，他是一个矛盾体，不能忽略。包括我在写的时候看了很多书，《不能走那条路》，《小二黑结婚》，大量的阅读沉甸甸的分量，但他们都是片段式的。

       独舌君：陈宝国和冯远征在《钢铁年代》中合作过，这两对人物关系有相似的地方但又不完全一样。

       高满堂：应该说任何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模式。好莱坞也有自己的模式，你想破这个模式是不可能的。在一种模式里作家是最轻车熟路的。我爱写男人戏，两个男人得斗一辈子，但是斗来斗去谁也离不开谁。但是你不能重复的是人物的性格、职业和命运。我觉得看三个逻辑：情感逻辑、性格逻辑、命运逻辑，我想在这些上区别开来。陈宝国和冯远征就是有化学反应，一看就来劲。

       独舌君：最后一个问题，您对工农商三部曲的概括是什么？

       高：《钢铁时代》是中国工业历史的记录，我们要尊崇敬畏这些工人阶级。《温州一家人》则是温商波折发展的坐标，共和国的改革离不开温商。而《老农民》则是为了给子孙留下我们60年农民的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