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延安颂》《解放》这般电视剧，《开国大典》《巍巍昆仑》《建国大业》这般电影，他自然是第一男主角，而在有些非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里，他也每每出来决策，比如《金凤花开》第一集里，毛泽东露面宣明民族政策。今天要说的四部电视剧在播出时并非最显赫的，可是每一部里或多或少都透露了一些不为人知的信息，可以使人们对毛泽东其人其事有更深刻的认识。

       （1）《恰同学少年》：毛泽东和陶斯咏的恋情

       《恰同学少年》是迄今罕见的以青年毛泽东为主角的电视剧。

       以一鳞半爪的历史记载为基点发挥想象力，把它们扩充为有血有肉的戏剧故事，这是电视剧的一条主线。鉴于领袖传记片的严格而敏感的政治尺度，剧中人绝大多数都是历史上实有其人的，电视剧只能在官方认可的正史框就的空间里起舞，大关节、大事件上尤其不能逾越定见。

        早年毛泽东在正史上留下的痕迹实在太少，即使加上相关各人的回忆和笔记，也只是一个笔画粗略的速写人物。不像《长征》《延安颂》《大决战》时期，有成山如海的档案、文件、报章资料可以参考，历史的主语、谓语、宾语清晰可见，编导只要加点儿不太出格儿的定语、状语、补语就可以了。

       湖南第一师范时期的毛泽东“面目不详”，无所依凭正好展开想象，《恰同学少年》里的毛泽东（谷智鑫）因此而比其他影视中的毛委员、毛主席更加行止自由、气韵生动。

       毛泽东以作文第一的成绩考入第一师范，在古文课上的成绩却一次低似一次。直到有一天，袁仲卿老师把作文本摔到其脸上，并且辱骂了他心目中的文章圣手梁启超。毛生当场起而辩论，忿而离开教室。一个是笃信文章法度的倔先生，一个是认死理不回头的犟学生，谁也解劝不开。最后还是杨昌济出面，以归缪法说服毛泽东。毛前往袁宅赔罪，袁避而不见。一夜苦雨，毛挺立庭中不去。袁终被感动，授以古文心法。后来还有一段妙笔：毛发起“驱逐校长张干”的运动，袁一见面就痛斥毛泽东不尊师道，但当张干问是否应该开除毛泽东时，他却声称：若开除毛泽东，我马上辞职！

       袁仲卿挫磨毛润芝，师生二人性情尽出。剧中有很多这样的段落，比如“杨昌济巧断毛蔡文章高下”，“蔡和森智让优秀学生评选”，“毛泽东巧舌如簧赖船资”，既披露了红色领袖们的成长秘闻，又展现了人物的风姿和棱角。

       也有些地方太过演义了，比如“毛泽东智退三千败兵”。学生军用鞭炮吓敌实有其事，三个学生化装成副官和商会代表去跟亡命之徒谈判，唇枪舌剑犹如诸葛亮过江东，甚至还有“杨子荣智斗小炉匠”的安排，就编得太过了。孔昭绶记下的一句“毛泽东浑身是胆”就铺排出这许多奇事...好吧，这毕竟是电视剧。

       《恰同学少年》大胆触及了毛泽东和陶斯咏（练束梅）的恋情，含蓄而节制。毛泽东买书时巧遇陶斯咏，他的勤苦好学给她留下深刻印象，从而买书相赠。后来又在街头偶遇，愈发聊得投机，然并未互留姓名。毛泽东和蔡和森考一师的文章流传到陶斯咏和向警予所在的周南女中，向迷上了睿智平和的蔡和森，陶相中了天马行空的毛泽东。后来，毛泽东“嘤其鸣兮，求其友声”，把征友广告贴到了周南，这才促成了二人的正式相识。向和蔡逐渐发展成情侣关系，然陶情根深种却不敢直接表白，而毛更是耽于宏图大志，对儿女私情并不留心。他们在读书会中切磋砥砺，他们在雨中畅游跃麓山，他们的距离那么近，他们的心又那么远。按照电视剧的版本，这段感情无疾而终。

       剧中的二人都是时代新人，毛泽东敢做敢为，陶斯咏外柔内刚，如果真心相爱，断非外力所能阻隔。两人未能结合，看那意思是因为毛泽东像王矮虎之外的梁山好汉一样，只知磨炼本领，全然不近女色。我想，编导可能还是受制于某些禁忌，难以尽情展开吧。

       历史上的陶毅，字斯咏，湘潭人（当时举家迁至长沙），是个富商家的小姐，在周南女中有“长江以南第一才女”之美称，二十年代初长沙学界的风云人物。毛和陶是在新民学会共事时相恋的，普遍的说法是陶主动追求的毛，两人几度离合，但关于分手的细节和因由却有不同的版本。

       据萧子升、易礼容等人的回忆，陶为长沙著名的美女，个子很高，才华横溢，但性格很强。她与毛泽东多次分而复合，终因两个人都个性太强，不合而分手。另有一种说法。毛陶志向相同，但是家境却相距十分悬殊。陶家是湘潭一带有名的富户，陶斯咏的父兄强烈反对二人交往，他们的关系被迫中止。

       毛陶分手后，友情仍存。1920年7月，毛泽东创造文化书社，陶毅是主要投资人之一；同年10月毛泽东建议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陶毅是附议人之一。后来，陶毅终生未嫁，一直从事教育工作。30年代初去世，年仅35岁。

       毛陶之间的关系曾引起杨开慧的强烈不满，与毛泽东大闹一场。在杨开慧的《自传》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述：“过了差不多两年的恋爱生活，忽然一天一个炸弹跌在我的头上，微弱的生命，猛然被这一声几乎毁了！但这是初听这一声时的感觉。他究竟不是平常的男子，她爱他，检(简)直有不顾一切的神气；他也爱她，但他不能背叛我，他终究没有背叛我，他没有和她发生更深的关系，反而因此他的心盖，我的心盖，都被揭开了…… ”可见，毛陶相爱之事让杨开慧很是伤心了一番。她终究原谅了他，是因为“他终究没有背叛我”。

       毛泽东曾写过一首著名的婉约派诗词《贺新郎·别友》，据说跟这段情事有关：“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宵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恁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2)《红色摇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过节”

       反映中共建党前后历史风云的电影有《开天辟地》，电视剧有《日出东方》，反映“大革命”时期急流勇进和“四一二”事变的影视有《大浪淘沙》和《人间正道是沧桑》，反映中共打响武装起义枪声的电影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反映朱毛红军出任“革命的山大王”的电视剧有《井冈山》，而长征以来的斗争史更是被更具有史诗篇幅和气质的《长征》《延安颂》《解放》连通起来，织成波澜壮阔的“革命上河图”。

       然而，在《井冈山》和《长征》之间有一段刺目的空白。朱毛是怎么从井冈山上下来开创中央苏区的，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是怎么打胜的？毛、周、朱在这段乱云飞渡的时期经历了怎样的遇合？这在影视中不能说是全付阙如，也是含混不清。基层视角的、细枝末节的、虚构想象的可能有一些，居高俯瞰、一目了然的全景式记录还真是没有。电视剧《红色摇篮》正是着墨于此，补上了视频革命史的断裂带。

        革命历史剧值得一看的前提条件是说真话，而它是否优秀则要看说真话的力度，看史识是流俗还是洞见。当年的《长征》是很有一些突破意识的，《红色摇篮》是《长征》导演金韬主厨的，在现有的言说框架内再次作出了还原历史的努力。

       影视作品为什么总是对开创中央苏区这一段绕着走呢？因为其中留有历史疑案和难解纠结，在公开出版的文字中，很多事情也是被轻描淡写或掐头去尾的。这基本上是毛泽东一生当中最郁郁不得志的时期，政治上遭到远在上海的中央的批判，行动上被上海来的钦差大臣们干扰和左右，直至后来被削去兵权，退隐山中养病，“连鬼都不上门”。毛泽东受排挤，首先是因为当时最高领导层中连绵不绝的左倾盲动、冒险，先是李立三要“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后来是王明和博古要“短促突击”“御敌于国门之外”，毛泽东决不同意如此冒进，抗上的结果是雷霆压顶。

       这些史有定论的东西可以公开言宣，问题是历史并不是这么大而化之、简单粗略。在毛泽东受挫的过程中，有很多后世定性的绝对正面人物卷了进去，并且发挥了当头棒喝和取而代之的作用，这样一来，这段党内斗争就不只是真理和谬误之争，而且成了后来亲密无间的战友之间的交锋和博弈。其实，革命就是摸索真理、纠正错谬的进程，谁也不是口含天宪出生的，毛、朱、周在革命的草创阶段发生点儿意见相左和人事更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是在一种心照不宣的静默中，党史的书写者和影视的操刀者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正面描述成了难事。所以说，《红色摇篮》敢于触碰这段隐形的历史，已经具备了值得嘉许的勇气。

       《红色摇篮》中最耐看的是毛、周之间的过从与分合。毛泽东和周恩来相识于1926年“中山舰事件”之后的广州，当时年轻气盛的两人都主张反击国民党，但他们的意见没有被高层采纳。后来的日子里，毛泽东行走在中国乡间创建了红四军，一步步实践着自己“农村包围城市”的宏伟设想，而周恩来身处中共中央的中枢地带，全国一盘棋地指导着革命运动。毛泽东是“一大时期”的元老，并在“三大”上当选了中央局委员（这就是所谓“毛委员”的由来），周恩来资历稍浅，后来居上地成为中央主要负责人。在1929年，也是因为中央发出不切实际的指令，红四军内部分裂，朱、毛之间产生了明显的裂痕。毛泽东性格峻急，朱德处事温和，毛泽东落选了前委书记。后来，中共中央以周恩来的意见为主发来《九月来信》，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他才重新回到红军的领导岗位上。可以说，在毛、周早期的见面和不见面的交往中，两人意见相近，周还给了毛很大的帮助。

       在《红色摇篮》中有这样一段情节：毛泽东（王瑛）在水稻田里干活，刚刚从上海赶到苏区的周恩来（刘劲）大步流星地走来，嘴里高喊着“润之”。毛回头没有认出周，周笑说：“留了胡子，认不出来了吧”。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笑声朗朗，音乐响起，镜头飞旋。从此，毛、周开始了长期厮守、并肩战斗的岁月。

       应该说，毛、周在苏区的合作起初并无争执，周恩来职务更高，在军事上对毛泽东多有倚重。后来的形势发展破坏了这一切，发自上海的中央指令越来越急切地要求“积极进攻”，这是知己知彼的毛泽东一贯反对的，而周恩来刚刚在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中背上“调和”的罪名，不得不执行上头的错误指示。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激烈批评，周恩来虽然极力转圜，毛泽东还是丢官罢职，取代他行使军事指挥权的正是周恩来。客观地说，毛下台与周向中央“诉苦”以争取军事专权有关，但周也的确希望毛以军事长才臂助，于是提出了周为主、毛为辅的方案。毛泽东负气而去，周恩来顶着压力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后来，周恩来听命于来中央苏区接管党、军大权的博古、李德等人，而毛泽东被晾在一边坐了两年冷板凳，一直到长征路上才逐渐翻身。这段历史给毛留下了极重的心理创伤，多少年以后提起来仍然激愤溢于言表。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红色摇篮》把毛泽东的《菩萨蛮-大柏地》作为主题歌，故事从朱毛红军离开井冈山起，到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止，串起了这段峥嵘岁月。如果你是一个有心的观众，一定能从中捕捉到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3）《任弼时》：谁调和了毛泽东和张国焘的关系

       张国焘在党史上早已定性为叛逃革命的“大白脸”，在长征中是右倾逃跑主义，到陕北又成了左倾冒进主义；早年间是争当头号人物而不惜另立中央，后来又上位无望主动投入蒋介石的怀抱。小说《地球的红飘带》对这个人物的描写极尽嘲讽之能事，是个满脸油光的大胖子，说话拿腔拿调挺虚伪。

       然而这部小说也给我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团。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的斗争是交代清楚的：当时，一方面军损失惨重，只有一万多人马，而四方面军则有七万之众，在装备和精神面貌上也大为占优，张国焘借军事实力要求更多政治实惠。中央红军有求于人，权衡后给了张红军总政委的职位，在军内与朱德同起同坐。然后，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并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后拒绝北上，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毛泽东和中央急率第一、第三军继续北上，而张国焘挟朱德南下。小说里的这段写得极为精彩。之后魏巍的笔触就跟定了中央红军，夺取腊子口，翻越六盘山，达陕北吴起镇，先期结束了长征。而张国焘所率军队（以人数来说是红军主力）先南下后北上经过了一年多才到达陕北，这期间的遭际、摇摆、斗争、转向，却几乎没怎么表现，有的只是朱德在卓木碉力抗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几句话，“天下人都知道朱毛一体”之类。

        张国焘政治野心炽烈，又以优势兵力出走自立中央，可以说是已跟张闻天、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决裂，怎么就回心转意折了回来？电视剧《任弼时》触及了这段隐秘的往事。而在看过任弼时大女儿任远志写的《我的父亲任弼时》之后，完全豁然开朗了。原来，红一、四方面军的死结是红二方面军给解开的，或者说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对抗是任弼时给调和的。1936年6月底，贺龙和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后合组为红二方面军）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任弼时做了大量的工作，合纵连横、统战规劝、因势利导，终于说服张国焘同意北上，并于1936年10月与中央红军会师甘肃，至此，红军长征正式结束。

       “开天辟地君正健，说项依刘我大难”，这是柳亚子当年写给毛泽东的一首诗，自表多次在老蒋面前为毛争取利益之功。他有过什么大作为我不知道，可这句话用在任弼时身上就再合适不过了。想那张国焘，论党内资历（一大正式代表，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军内地位（参加过南昌起义，后为红军总政委），论实力（兵强马壮七万人对疲惫之旅一万人），论能力与毛比似也未见得落于下风，要让他在公然撕破脸后回归中央麾下，轻易如何能够？办成这件大事，足见任弼时协调运筹能力之强。用朱德的话说：“与二方面军会师以后，我们气壮多了。”自然，张国焘率军南下之后颇为受挫，军事不利使得政治上也没有底气，也是此事可成的客观因素。

       任弼时是毛泽东的“小师弟”，他还为毛办过一件“说项依刘”的大事。1915年，毛泽东就读湖南第一师范的时候，任弼时考取湖南第一师范高小部，毛泽东的同学萧三是他的老师。《恰同学少年》展现了这所学校关心国事、民主治校、英才辈出、士气如虹的风采。1938年3月，任弼时在莫斯科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叫《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报告，详述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特意让王稼祥给延安带话：“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的领袖，王明就不要再争了！”要知道，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远非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之后就完全确立，而是几经反复：长征途中遇到张国焘的强烈挑战，到达延安之后王明从莫斯科回来，又以“钦差大臣”和“天子门生”的身份构成威胁。任弼时到总部一番进言，王稼祥回国后“旨意”一颁，才算稳住了毛泽东摇摇欲坠的帅位。

       （4）《东方》：毛蒋殊途，各自风流

       1949年10月1日是个划时代的日子。但开国之时，广州和海南还没解放，西南地区还在国军手中，西北大进军也在路上，蒋介石还在积聚最后力量意图尽可能多地保住地盘。《东方》说的就是以此为历史背景。

       “打仗我不如他，写诗我不如他，但有一点他不如我，就是他不如我累。”论及和毛泽东的差别，蒋介石（马晓伟）无奈地发此哀言。当时，蒋介石名义上已经下野，总统让给李宗仁来做，他自己只保留了国民党总裁一职，但实际上真正有决定权的还是老头子。只是，兵败如山倒，蒋军士气低迷、一触即溃，高级将领也都风声鹤唳、无心恋战。他的学生和下属们纵然表面上还是百依百顺，誓言铿锵，实际上只想尽可能地保存力量，过一时算一时。蒋一出场就是凄凄惶惶的样子，头天刚作了决战动员，转天就传来失守的坏消息。他不能用强，不能较真，不能怒骂，只能勉励、叫苦、装糊涂，只希望前线的将领们争一口气。

       “中国只有我一个人有信心，行吗？”蒋介石总想部下死战，可是手下人并不如此，老蒋悲从中来，作此感叹。他想让胡宗南与共军在四川决战，胡宗南却劝他放弃四川，退守云南。在武侯祠里，蒋用“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的对联，来激励胡既然决定决战四川就一心不可二用，胡也以中正剑起誓：不惜杀身成仁。形势比人强，蒋的刘（文辉）邓（锡侯）不肯对抗毛的刘（伯承）邓（小平），还起义了。四川呆不下去，刚想去云南，云南的卢汉又起义了。这就是当时的蒋介石，心理防线一再被突破，死马当作活马医，国民政府一再迁都，今天栖息之所明天就永久沦陷。马晓伟的声音低沉，表情沉痛，那种末路彷徨的无奈感和孤独感很有感染力。

       “何健掘了毛的祖坟，我是党国领袖，只能替他担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得了大陆后，派人保护了我的祖坟。毛泽东知道，我们俩之间不是个人的事。”这是蒋退守台湾之后触景生情的一句闲话。可见，最大的对头之间往往有着知音的惺惺相惜，蒋介石和毛泽东有公恨而无私仇，老毛家有九口人倒在了国民党的枪下，但他并不因此而把账记到个人头上，才有保护蒋坟的决定。当然，到了后来乱世刀兵起四方的十年动乱之时，就再也没有什么是不能砸烂的。

       “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向美国提出强烈抗议”。舟山群岛解放之后，解放军剑指台湾，蒋家王朝危如累卵。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军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救了老蒋一命。可是接到美国人的行文后，蒋震怒地说出了这句话。因为，美国虽然出兵护卫了台湾岛，却说“台湾岛的归属要待太平洋局面稳定后再行确定”，这让蒋总统忍无可忍。蒋和毛虽是政治对头，个性也迥然不同，可是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毛在主权问题上对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人寸步不让，蒋在这一问题上同样对自己的靠山大光其火。他不能接受的是开罗会议已确定台湾归中国所有，现在怎么又成了待定？在和狂妄的麦克阿瑟打交道时，蒋介石同样给予了老辣的回击。

        《东方》和《解放》一样，国民党那头的戏自由度大，表达比较深入和酣畅。到了解放军这头，党史书写摆在那儿，谁也不能轻越雷池。毛泽东（唐国强）仍然是我们熟悉的那样，励精图治，霸气十足，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他喜欢和文人雅士交集，喜欢舞文弄墨，喜欢说笑话。当然有些地方还是有锋芒的，比如说毛在访苏期间国家利益至上的强硬。

       鉴于某种历史渊源，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长时间听命于苏联。这也就是为什么留苏回来的“布尔什维克”们总是能让山沟里的“土包子”毛泽东靠边站的原因。毛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努力最终确立了领袖地位，那也要通过任弼时从苏联带回斯大林的话才得确认。新中国成立之后急需得到苏联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有力支援，才能在国际上站稳脚根。然而，斯大林出于苏联国家利益的考虑，又顾忌美国人的感受，并不愿意轻易给中国太多东西。

       虽然电视剧语焉不详，但能看出来双方在讨价还价，分歧相当大。毛泽东开始对斯大林十分礼让，后来看斯大林做事挺不痛快，那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儿又上来了。先是坐在卫生间不出来，让莫洛托夫等人等了好半天。然后又不接受苏联方面安排的参观，扬言要回国。再以新闻署长胡乔木名义回击艾奇逊挑衅，不理苏联三国外长联合声明的提议。就连吃饭这等小事，他也提出“吃活鱼不吃死鱼”的要求，向苏方施加压力。政治斗争就是这样，技术层面的是非曲直有时候不重要，重要的是保持压力，达成目的。在毛泽东桀骜不训地出牌之后，斯大林让步了，双方重启谈判，签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当然，这中间的因果和细节，不会如《东方》描述得那样简单，斯大林一定有另外的考虑，也一定有别的因素推动整件事情。但作为一国领袖，在外交场合是需要硬气一些的，如果只是韬光养晦，只想闷声发财，老怕打烂坛坛罐罐，最后恐怕不但争取不到远处的利益，既得成果也会失去。

文/李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