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恐怕是“金马奖”最佳编剧获奖人中唯一一个做过服务生的人。周智勇，从《疯狂的石头》《决战刹马镇》再到《中国合伙人》，玩转了多个题材，他说要感谢自己那段需要察言观色、体会人心的经历，这让他成为一个能够在故事里妥妥地诠释角色的讲述者。直到自己开始做导演，开始试图去改变国内电影中的一些缺失之处，周智勇自言还是在学习，“慢慢地将一些虚荣心放下，踏踏实实做好一个电影的产业工人。”

       记者手记

       用自信心爆棚来形容周智勇并不为过，当他手拿奖杯对着镜头说“压力？好的编剧都不会有压力，比如我”时，人们不会质疑，这位“华表奖”和“金马奖”最佳编剧能够在电影中给观众带来各种可能。周智勇说自己不喜欢“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并不是说他接不上地气，而是不想做别人一直重复的题材。周智勇幽默、敢言，他一直将自己的草根经历看作人生最大的一笔财富，也体现了他内心的强大，“我很庆幸自己这些年没什么长进，和当服务员那时候的我没有太大区别。”他虽然这么说，却在半自传的电影里写了一位“了不起的周先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小小“奖励”。

       让生活“动荡” 不做沉默的讲故事的人

       新报：作为编剧，你的电影作品《疯狂的石头》《中国合伙人》都获过大奖，题材又完全不同，在创作上，题材的创新需要什么？

       周智勇：我不知道别人，我自己需要的是两颗心，一颗是“好奇心”，写《疯狂的石头》，我没做过贼；写《中国合伙人》，我也没上过新东方，没创过业，只是好奇，特别想遇到自己笔下那些陌生人，与他们遭遇，感受他们的自卑和荣光。还有就是“虚荣心”，我做这些题材如果成功了，掌声会大声些，如果失败，至少咱还是“独一份”。我希望自己的作品尽量跟别人不一样，可能来自于自己想与众不同一些吧。

       新报：你一直不避谈自己在宾馆做服务生的经历，如何完成到做编剧这个跨度的？

       周智勇：虽然当初是被迫的选择，但之后发觉当服务生是我逝去的青春里最英明的选择。当服务生有个好处，要察言观色，要耳听八方，要服务周到。当了3年服务生，看到了很多人的浮浮沉沉，这对我了解社会和人物是个好学校，对我后来做编剧特别有帮助。1995年夏天我遇到一个中戏的师哥，他居然说我长得不错，劝我去考表演系。我去了棉花胡同的中戏校园，却喜欢上了墙上的爬山虎，还有就是觉得欣赏披肩长发的师哥和师姐们也不错，就决定要跟他们一样。考中戏完全不是因为热爱艺术，而是因为好奇。

       新报：做一名编剧你觉得容易还是难？现在很多人都将国内影视剧的水准和编剧的水平挂钩，你怎么看？

       周智勇：做编剧是一种人生体验，我不喜欢生活一成不变，而是喜欢生活“动荡”起来。其实干了这行发现还挺简单的，我觉得有必要再干好点。总会有人说“服务员怎么能当编剧呢”，你质疑的时候我不反抗，我就用结果去证明给你看。作为我自己，只想做个合格的职业编剧，电影行业里合格的产业工人。写让消费者喜欢的电影，就想让消费者吃上放心肉、放心菜，绝不缺斤短两，也不放地沟油。

       新报：在你来看，什么是“中国好剧本”？

       周智勇：这命题太大了。总的说，我觉得观众需要被引导，而不能一味地迎合。现在信息量那么大，吸引大家眼球的事情已经很多了。我们做电影，如果只是呈现那些新闻，就不要写剧本了，剧本需要加工、提炼，给观众另外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和方法。如果非要给“中国好剧本”设立个标准的话，我想就是你作为创作者都愿意花费2个小时，花50块钱去观赏一部作品，发现这部作品既陌生又熟悉。

       新报：编剧是写故事的人，也被认为是“幕后沉默者”，探讨作品或是寻找灵感时，你会是个沉默的人吗？

       周智勇：我每天最怕失去寻找灵感的能力，最怕被灵感光顾时错过它。灵感确实是转瞬即逝的，有点像萤火虫，为了它得时刻准备着。故事的灵感可以道听途说而来，可以痴人说梦而来，说简单点就是从生活出发，再离开生活，让自己敏感，让自己脆弱……但我私下并不沉默，甚至经常“哗众取宠、滔滔不绝”，我和我“晴朗工作社”的小伙伴们，都需要以不沉默来锻炼讲故事的能力，而不是传统的写故事。还有就是我认为编剧必须有推销的能力，所以不能做沉默的大多数。

       新报：在创作上会借鉴一些东西吗？比如美剧。

       周智勇：我非常敬佩美剧的编剧，看了他们的作品甚至会自卑，觉得人家写的、拍的都太好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人家的产品拆开，分析、研究、学习。只有先模仿才能学到东西，再学会创作，想说超越，那是太早了。

       第一次做导演 写进我70%的生活

       新报：编剧和导演，到底谁才是一部作品的主导？

       周智勇：在电影的世界里，导演是一部影片的灵魂。拿一辆车举个例子，演员是车的漂亮的外形，编剧是发动机，而导演是驾驶员，观众可以跟着那辆车，去游历光怪陆离的新世界。当然我们经常会遇到很多刚拿驾照的驾驶员，驾驶技术很差，甚至还酒驾、闯红灯。在电视剧的世界里，编剧是食材，也许珍贵，也许只是棵葱，就看导演这个厨子怎么炒了。有的时候熟了就行，只要摆盘好看些。

       新报：你认为现在在票房上突飞猛进的中国电影缺少些什么？

       周智勇：缺会讲故事的编剧，缺技术过关的导演，缺敬畏电影的演员，缺可以掌控项目的制片人，缺热爱电影本身而非靠电影牟利的投资人，缺审美有待提高的观众。我觉得中国电影还处在手工业时代。

       新报：你现在开始自己做导演，拍了新片《了不起的周先生》，与你讲的这种“缺少”有关吗？

       周智勇：开始有点“虚荣心”“权力欲”，拍完电影后明白导演就是份工作。以前我写剧本拿给导演改，总认为别人在毁坏自己的小孩。做导演后才觉得剧本不是个人的，而要为消费者服务。尽管写得很好，但有时因为客观原因拍不到，只能以另外一种形式到达效果。总之我想任何埋怨都没有价值，做事才是硬道理。你拍得好谁都会愿意给你放一个板凳，拍不好抢板凳也没人给你坐。

       新报：这部电影中的“周先生”是你本人吗？听说你融入了很多自己的经历。

       周智勇：《了不起的周先生》是我为自己写的第一个电影剧本，也是我第一次做导演。它包含了许多我青春里的尴尬、自卑、冲突以及调皮。我相信观众看到这部作品会喜欢，因为它很真诚。电影中的主人公裹挟了我本人百分之七十的生活，包括我做服务员的经历，也算是“原形毕露”的一个作品吧。但这不是我第一次将自己的经历写进作品，2008年我 “假装”导演身份在几百人面前阐述一部电影的想法，因为过于紧张而把演讲说得磕磕绊绊。尽管如此，我还是得到了投资人的青睐，这段经历之后被我写到了《中国合伙人》的孟晓骏（邓超饰）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