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华：“归顺”与“坚持”，这两个词语已经暴露了独舌君诱供的意图。这个问题仿佛一个善意的陷阱，让人望而生畏。电视剧的文化形态和无法更改的市场形态从来是合体物，严格地说，从业者从选择从业那一天开始，就已经选择了“归顺”。问题不是归顺与否，而是即便归顺也是否应该坚持有品质的表达。二者的仇恨好像没有到不共戴天的地步。只要不是机器在写作，就一定有不同程度的个人表达，而对电视剧创作来说，比个人表达更有典范意义的，是有品质、有共鸣、有创造的表达，这是应该坚持的，毫无疑问。我无法不“归顺”，但我还有可能坚持。很抱歉，我又选择了一个中庸的答案。

       接下来，回到“个人创造道路”上来，谈些个人的想法。

       首先，我以为，编剧应该创作有态度的电视剧。哪怕是选择“狗血”的题材，都应该对讲述的故事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哲学观照。可是，为了不自绝于收视率和可爱单纯的观众，需要把哲学层面的东西进行降格化处理，跟世俗对接。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把创作者的态度和思考以观众不拒绝的形态糅杂进电视剧里。这里说的“哲学”没那么深邃，简单说，就是一个编剧对历史、对现实、对生活应当有所发觉。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创作姿态，和电视剧的艺术形态并没有必然的矛盾。“有态度”，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其次，把故事给讲好讲圆了，这是编剧的职业操守。电视剧也好，小说也罢，终究只是文化载体的区别。就影响力和群众基础而言，电视剧就是今天的唐诗宋词。内容和形式不是不共戴天的仇敌，真正会讲故事的人会用市场欢迎的一切手段来服务于主题。同一个故事让两个不同的人去讲述，肯定会呈现出不一样的质感和风格。编剧就是“讲故事的人”，一名合格的编剧首先得把故事讲好讲圆讲精彩；好的编剧呢，则不仅讲好了故事，还留给人一些余味，让人有一些观照自我或世界的思考，哪怕一丁半点。把故事讲好讲圆讲得“有味”，是编剧一生最崇高的使命。一个编剧面对世界的方式应该是：任你江山笑风雨遥，我有我故事，我在故事在。而世界面对一个编剧的问候应该是：嗨，说吧，你的故事？是的，你的故事就是你。

       第三，编剧应该尝试去兼容不同的趣味。电视剧不同于诗和小说，它的完成需要吸纳集体智慧，剧本必然经由不同工种和不同从业者的参与才能问世，所以，编剧的趣味得是兼容的。我现在的心态就是，创作其实是一种与不同趣味的博弈，尽量努力，能保留多少就多少，一砖一瓦都行，但不能突破创作的底线，不能全面溃败，不能“裸奔”。也可以说这是一种策略性的妥协，就当前电视剧创作的情形来看，这种妥协似乎是必要的。

       打通经院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壁垒，这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今天的知识分子，很多人还关在象牙塔里对大众文化冷嘲热讽。而事实却是，大学现在常常滞后于时代的发展，它已经不再是文化的桥头堡。像陈平原先生所说，学者当有“人间情怀”，知识者应该深入到时代文化的肌理中，分析它的原理，了解它的秘密，提出更好的建构模式。上世纪八十年代精英文化被独立出来，那时人人都听精英讲话，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现在情形完全不同了，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已经成为主流，精英无法阻止被小众化、边缘化的命运。可叹的是，许多学院里的精英们依然刻舟求剑地保存着虚妄的自我优越感，认为经院文化先天优于大众文化，这其实是在捍卫自己的文化权威感。从本质上讲，这些捍卫者正逐渐丧失与大众文化对话的勇气和能力。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我近年来在大学从教之余越来越多地从事影视剧创作，多少有些不甘“失语”的冲动。以上，便是“冲动”之余的一点心得。

       独舌君：“一剧两星”政策出台后，对剧本创作有何影响，编剧地位有无上升？

       梁振华：就目前来看，还看不出影响。传说中的“市场”对剧本的要求还是一样——人物关系更极致、情节更纠结、情感更虐心、矛盾冲突更激烈、场面更热闹、气氛更逗乐（大致是这些了吧？欢迎同行们补充。还有一点，坚决拒绝沉重，一提正剧立马变脸。）于是，电视台对剧本的要求、投资方制作方对剧本的要求也还是一样。不符合这些个标准的作品，一旦成功就会被视为奇迹和意外（比方说收视率冲顶、让人大跌眼镜的《父母爱情》）。

       一剧几星跟编剧地位没啥关系，对剧本创作带来的最深刻影响就是：面色严峻的制片人不断在你耳边轻声告诉你，场景写集中一点，人物尽量少一点，韩国不可能去拍了，望京有条韩国街嘛，还有，大咖请不起了，以前想请王宝强，现在只能去北影厂门口请没成名的王宝强啦。看过一些学者的分析文章，宣布卖大咖的时代过去了，现在该是拼故事拼剧本拼创意的时代了。我和我的编剧同行朋友，怯生生而又热切地等待这个时代的到来。话又说回来，在任何小或大的时代，编剧唯一的生存武器是故事，故事是编剧存在和自我价值的最重要证明。在星空和夜色的掩护下磨练技艺，比关注三星两星还是土星金星更切实际，也更有诗意吧。

       独舌君：唯收视率令人痛苦，然舍此何为，有没有更好的考评体系？

       梁振华：文化品的价值，很难诉诸客观的“考评”，这是公理。用收视率来考评电视剧，考评的也仅仅是节目带给广告商的利润增值空间。这个考评结果跟作品的思想文化、艺术创新价值之间的关系，在无穷大和无穷小之间。那些倾注了诚意和创造力的作品，收视数据回馈的却是惨淡愁云，这便是痛苦的根源。再强大的文化逻辑，在产业逻辑面前也是无力的——这是今天这个时代的真相。即便有了考评体系的改良，也无法动摇行业的逐利主义根性。

       想必，没有哪个编剧希望自己的作品收视率越低越好，创作者追求高收视也不是什么过错。你当然可以百计千方去掳获观众的眼球，但这不应该是创作的唯一动机和目的。编剧不是数据的奴隶。写剧、拍剧、售剧，和去农贸市场批发土豆多少还是有些区别的。作为编剧，不用讳言对收视率的看重。优质作品博得好收视的先例比比皆是。但我也时常愿意提醒自己：不要只看见了霓虹灯，而忘记自己身处黑夜。

       独舌君：结构似乎越来越不重要，段子越来越重要，编剧如何应对碎片化时代的到来？

       梁振华：结构蕴藏着艺术的全部秘密。结构没有定则，没有成规，段子连缀也是一种结构。今天的电视剧里，碎片化的段子常见于以谐趣逗乐为主要功能的家庭伦理剧、都市婚恋剧、乡村轻喜剧、情景喜剧里，段子取代了绵密严谨的结构和精巧的设计；长度不再是长度，而是若干断章的松散组合。碎片化（解构）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与商业文化的平面化审美趣味是暗通款曲的。反映在影视作品上，就是瞬时取缔了恒久、快感替代了反思、轻飘掩盖了沉重。碎片化写作的盛行，可以看做是时代文化趣味转向的表征。《红楼梦》《战争与和平》这样的长度、浓度和深度叙事，已经不那么符合今天的时代审美主潮。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二人转小品演员可以长时间成为收视霸主，为什么那些四五十集用无数个段子翻来覆去讲一件事的电视剧也让大家津津乐道。这个结论很残酷，但必须面对。话又说回来，能够把段子结构得出彩出新出奇，也需要创意思维和功力。那些致力于把电视剧变成段子荟萃的同行，是大可以继续努力下去的。

       编剧如何应对碎片化时代？就创作而言，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形式和内容的匹配。我一直相信，所有的题材和内容都在召唤与之匹配的适宜形式结构。正如《笑傲江湖》之于金庸大侠，《武林外传》之于宁财神，腔调不一样，结构不一样，语态不一样，并不妨碍都是上等的货色。此外，电视剧进入长篇时代以来，成为了典型的长度叙事。而当信息碎片化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时，它一定会影响到人的思维习惯，也就无法不对编剧的创作（尤其是长篇电视剧创作）施加影响。创作者如果不想让自己的思考变成无法串接的断章的话，应该尽量从系统论的角度来建构起自己的整体意识和逻辑方法论。由整体而碎片，碎片中亦见整体；由逻辑而去逻辑，无逻辑处也有逻辑。在一个无序而破碎的时代，尤其需要秩序与规则——生活如此，写作也是如此。